淮南八公山３００——３５０万年人类古牙齿的出土,铁定了“人类非洲起源”的结论难于自圆其说，说明了中国是人类的最重要发源地。

在相当长的母系氏族社会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的老祖母创造了“姓”。

“姓”是远古文明的“活化石”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素有“世界文明古国”之称。“姓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典，是历史沉淀的“活化石”、“活文物”、“活图腾”。姓氏的渊源、诞生、发展与流变，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一个侧面。

中国姓氏具有６０００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亚洲最早使用姓氏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文明古国之一。

朝鲜、越南在１０世纪才相继普遍使用姓。

１９世纪下半叶，日本历史上的“壬申户籍法”，百姓报名入册，才准百姓取姓。在欧洲，像俄罗斯在１４世纪、１５世纪贵族才开始有姓，起名多用领地名作姓。17--19世纪，商人、神职人员获得姓，而大多数俄罗斯人并没有姓，许多人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领身份证的时候，才取得了姓。

美洲国家的姓，大多产生于中世纪中期。

世界各国的姓是一个单纯的姓氏符号，而我们中国的姓，不仅是一个氏族或者是一人的标志与符号，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有５６个兄弟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人人都有一个“姓”，世传有《百家姓》，其实，姓氏何止百家?据杜若甫、袁义达编著的《中国姓氏大辞典》统计，我国实有１１５６９多个姓。姓氏关系其祖宗，关系人人，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各个氏族。不论达官百姓，不论工农商，不论三教九流，都很注重。姓氏文化深入人心，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人民性、连续性、广泛性与世界性的特点。像一条条看不见的锁链，把各氏族紧紧地连接起来，在历史长河中随人类的发展绵绵不息。

一般地说，张姓知道张姓的祖先，王姓知道王姓的祖先，李姓知道李姓的祖先，赵姓知道赵姓的祖先，其实，这里说的“祖先”不是祖先，而是“宗祖”。各姓氏把各代的宗祖及支脉用文字记载下来，这就是各个氏族的“家谱”。也不可否认，不少人能知晓自已的“宗祖”，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不少人只知道自已的父亲、爷爷与曾祖父，上溯曾祖父以上，那就不清楚了，更不清楚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这样，显而易见是个缺憾。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中华儿女凭着智慧与勤劳的双手，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儿女当说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时，无不为我们祖国悠久的文明史而自豪，不论东南西北，不论在天涯海角，都会翘起大拇指说，“我们是龙的子孙”。

龙是什么？代表谁？

中华民族的老祖先到底是谁？

我们扒扒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叙叙这个“大家谱”，弄清楚了姓氏之根源，这个根本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比喻，它像伏羲神话里那棵神奇的“建木”。这棵大树，高接云天，九九八十一枝，枝枝枝繁叶茂，大如巨伞，覆盖蓝天。要弄明白“建木”，就要知叶知梢，知枝知干，更重要的还要知根。只有知根知本，才能弄清楚大树的发生、生长、发展与大树的根。你只知道张姓的祖先，只知道王姓的祖先，只知道李姓的祖先，只知道赵姓的祖先，这个“祖先”对中华民族大家族来说，其实只是一“宗族”，这正像说黄河的源头一样，站在洛阳，说洛阳是黄河的源头，也可以这样说；站在郑州，说郑州是黄河的源头，也可以这样说；站在开封，说开封是黄河的源头，也不算错，那是相对而言，但说的全不是发源地，只是不确切罢了。其实，黄河的源头是青藏高原马颜喀拉山上的那涓涓细水。你明白了赵姓的宗祖，钱姓的宗祖，孙姓的宗祖，李姓的宗祖，还应当明白赵、钱、孙、李等氏族宗祖的共同祖先？赵、钱、孙、李等氏族的祖先是谁人？赵、钱、孙、李的姓氏源于何人？水有源，树有根，赵、钱、孙、李等各姓氏的共同祖先是谁？

几千年来，牵及各种原因，对于姓氏的研究，各各在自已的姓氏领域里研究，像工程兵凿洞一样，在各自的山洞里深掘。不少氏族在自已的姓氏领域里找到了自已的宗祖，当他们走出自已的山洞，站在洞门回头一看，自已是一个支系。再朝外一看，面对中华文化，不觉茫茫然，自已氏族的“祖先”源自何人？“祖先”的“祖先”又源自何人？难道说是从天上落下的吗？各个姓氏的发生、发展、流变与壮大史，像人类历史一样，都有发生、发展与壮大的过程，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姓氏是历史发生、发展的一个侧面与缩影，是中华文明的精典反映。中华民族的祖先与中华远古文明，都必须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找出答案，研究姓氏的文明，当然，也不例外地要在这个范畴里去寻找。关于中华民族的姓氏之祖，我们也要像追溯黄河的源头那样，寻根问底，要寻觅出中华民族姓氏的正宗之根。

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则是各个民族关心的大事。我们应当对这个问题加以审慎的研究。从对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去寻觅远古失落的文明。

研究姓氏，其实是研究人，研究人类，研究人类文明，是研究人类的文明史。漫漫历史长河太遥远了。太史公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写《史记》，写到远古时期，面对中国遥遥万古的远古社会，如何写？从何写起？当时反映各代各族神话传说的最早文献，是《诗》和《春秋》中属于西周的一些篇章，包括西周加工的的夏、商、周三代文献遗篇。还有《易经》的卦爻辞，因其录事隐约，不如《诗》《书》那样明确。屈原《天问》所载的古史神话传说，是一篇内容截止到春秋末年的神话史诗，全文以３６９句提出了１７８个问题。其中涉及开天辟地、洪水传说、大地情状、夏商周“三代”古史传说等八方面的内容。那些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当是氏族部落关于其氏族或者本部落的来源。这样的神话故事靠文字记载下来，并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缺少系统到逐步系统，由神性很浓到逐步演化成人性，由纯神话逐步演化成历史故事。从西周到战国。就是中国古史神话传说演进变化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史传说也是五彩缤纷，战国中后期加工编成的古史传说，为了宣扬自已的主张，竞相称说古史。儒、墨、道、法、兵、杂各家及纵横辩士、诗赋家，都多少不等谈到古史人物。除道、法、兵家提出过新的古帝外，其余各家大都据原有的传说人物编成自已的学说。太史公这位治学审慎的史学家，面对五彩缤纷的各种传说，他没有轻易落笔，倒迈开双脚，东方走到大海，西方走到崆峒（今甘肃省天水），北方走到涿鹿（今北京一带），南方走到了洞庭湖。他细心到民间采风，希望能在民间搜集到中国远古帝王的传说，与“各家”所记进行审慎地比较。太史公发现这些古帝王，生活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野蛮蒙昧时代，大多“不雅训”。在当时缺少史料记载的情况下，无奈何，他把太昊伏羲氏以上，这些“不雅训”的中国远古传说史一笔抹去，从黄帝轩辕氏写起。而且，即使写黄帝，所写的传说文字极其简明，不到500字。这些极其简明的文字，也都是人类多少代的“口传心授”，是“传说”，是“采风”得来的。

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写起，一锤定音，从此，中国的文明史从黄帝说起。但西方世界并不承认，他们主张“文明”的概念有四条标准：一是有系统的文字出现；二是有青铜器的使用；三是有城市的出现；四是人群共同拥有神庙。如此标准，在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排在第一位的是埃及，有六千余年的文明史；第二位的是巴比伦，有五千年余年的文明史；第三位的是印度，有近五千年文明史；第四位的则是中国，中华文明史被定为四千余年。有些对中国有偏见的学者，甚至还不承认四千年，只承认三千年，从“盘庚迁殷”算起，这样算来，只有三千四百年。

２０世纪末，由英国崔德瑞与美国费正清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只承认中国文明史起始于秦汉。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连西方的一些学者也不同意，更不要说中国学者。

在１,４５亿年前，中国是地球上最早开放的花朵。这朵历史上最古老花朵的图像绽放在美国权威的《科学》朵志的封面上，整个世界为之轰动，为之惊叹！

在１,３亿年前，在古中国这片土地上，曾活跃着角龙代表的早期代表“辽宁角龙”。当“中国龙”的图像，在同样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上露面的时候，地球上早期生物的奥秘，也随之“浮出水面”了！

在这片古中国的土地上，存在着原始状态的植物与动物，现在几乎没有人惑疑。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与繁殖的人呢？世界最早的人类不应当从这块土地上产生吗？然而多少年来并非如此。

分子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表明，人类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是应当是某种人猿超科不断分化的结果。而这种人猿超科的化石，最早戏剧性地发现在非州。最早的是在东非发现的能人，年代达200万年以上，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方发现的石器达260万年。于是，从此人们就“武断”地得出了人类最早诞生圣地的结论：人类起源于非州，最大的可能性是东非。

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土地上，却不是人类可能诞生的圣地，而古中国的人类的来源，连中国学界也众口一词地随声附和，跟着认为中国人类发源于非州。不仅如此，而且有一些人还凭主观臆断，虚构出了这样一幅人类迁徙图：古人类中的一支，从非州首先来到亚州的东南部，又从亚州的东南部迁徙到中国的南方，再越过长江到达了中国的北方。这个学说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

在中华大地上，由于强有力的考古发掘，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人类外来说”提出质疑：

１９２３年，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龙骨山天然石洞里，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化石。这山洞东西长１４０余米，南北最宽达４０余米，高４０余米，最狭窄的地方也有两米。后来，考古学家在这儿发掘出了６个完整的头盖骨与１５２颗牙齿等，代表着４０余位男女老幼个人的骨化石，还发现了１０万多件石器工具。这儿就是“北京猿人之家”，距今已５０多万年了。

１９３６年，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发掘达到了高潮。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的发掘活动，接连发现三个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为之震动。

１９６３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蓝田县发掘出蓝田人的化石，距今大约有１００多万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了距今２０４万年的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含有两颗臼齿的下颌骨一块、新生出的恒门牙齿一枚，考古工作者命名为“巫山人”。

在２００多万年前，气候突然发生了变化，茂密的森林变得稀疏了，垂手而得的果子不见了，“巫山人”的生计面临着危机与死亡。但是，他们并没有等待悲剧的发生，他们跳下树林，走向更广阔的草原，结束了过去的树林生活，结束了爬行与攀登。他们为了观察与探望，不得不直起身子行走。他们结束了过去垂手而得的果实，改为利用工具，去追杀比自已弱小的生灵，或者说想法设法去采集；他们结束了过去“有巢氏”式的树上生活，利用三峡地区星罗棋布的山洞，以洞穴为寄托了。在巫山人寄居的山洞中，发现了他们尸骨化石的同时，也发现了足以证明他们已经由猿变成人的粗糙的打制石器，还发现了他们食用过的、后来已经基本上消亡的１１６种哺乳动物尸骨的化石。

１９６４年，中国冰川学家在云南省元谋盆地进行科学考查，在元谋县城东的上那蚌村附近一个山麓小丘上，发现了两颗积度很深的人的门牙化石。这是同一个成年人的男性个体的牙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经碳１４测定，这是生活在至今已有１７０多万年古人的牙齿，称之为云南“元谋人”。“元谋人”生活在滇中高原上一个最低的盆地，海拔在１１００米左右。

科学证明，“元谋人”是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由于突发性“意外”的原因，他们来到地面上生活。生活的本身要求他们不但要顺从自然，而且必须有像树枝或者石头为工具，来获得自已必须的生活资料。树枝与石头成为他们的工具，成为他们谋生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出土的元谋人牙齿的同一地层中，考古工作者还找到了打制的粗糙石器工具。《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一书说，“认识了某些工具的性能，进而有意识地选取有利于达到自已目的的自然工具，这就已有猿进入人的时代了。制造工具是区别人和猿的根本标志。只要能利用一块石头把另一块石头打制成工具，不管这块石头多么原始、简单，它就标志着由猿进入了人类的时代。”这就是告诉我们，在１７０多万年前，类人猿中的一部分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分化，有一部分猿走上了“人化”。

２００２年５月，在南京召开的双沟国际科学考察会议上，有中外百余位人类学家参加。中科院向新闻界通报说，李传夔教授在双沟松林村村东南处化石地点，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上面保留三颗臼齿，其形状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长臂猿。这种长臂猿是后来“双沟人”的远古祖先，生活在距今１００万多年前。在双沟，后来，又发现了江苏境内最早的双沟下草湾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近。人类学专家们结合新近在双沟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惊人的推测：双沟长臂猿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而双沟下草湾人又是北京山顶洞人的后裔。为什么他们从北方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江苏境内的双沟？也许是他们从森林环境到草原环境顺化的转化吧！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从猿到人”的伟大转化。

考古学家有一个大致的统计，经历了１００多万年旧时器时代，原始居民的遗址，截止目前，已发现６０多处。从云南元谋人，到北京山顶洞人，到蓝田人，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类起源问题仍然是一片混浊，是一个未解之谜。在中国这么古老的土地上，人类的老祖宗却起源于非州，中国人不服气吧！

自从人类基因学兴起以后，一些基因学家企图用基因学解释中国人类起源问题。国家基因学有关组织及有些著名的大学基因研究机构，从遍布全国的１２０个群体中，抽取了１２０００个人体样本进行分析。样本北至黑龙江鄂温克族，西到维吾尔族，东到台湾高山族，南到云南各族的人们，通过对Ｙ染色体与线粒体ＤＮＡ的检测，再与古代人骨中提取的ＤＮＡ对比，得出了与半世纪前相同的结论：中国人起源于非州。这就是说中国人的祖先在非州。这个不可思认的神秘结论，实在令中国人难于接受。

在上述结论发表不久，一颗３００万年前的人类古牙齿化石，在中国淮南的八公山发现了。

在南京大学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专家对这颗完整的古人类牙齿化石进行同位素测定，但此中放射性元素实在太少，测出的结论是“至少是１００万年前！”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是不放心，请来了世界一流搞同位素测定的权威专家－－美国明尼苏达州实验室的专家，可因为年代太久远，还是测不定。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是不放心，他们亲自带领研究人员到八公山区去挖掘，终于在同一地层中，找到了科氏金仓鼠遗骸－－这就是全世界公认的只出现于３００万年前上新世纪晚期的“标准化石”。这样，这一颗人类古牙齿的时间铁定了－－３００万年至３５０万年。

这一颗人类古牙齿时间的铁定，改变了中国人类源于非州的误断。

这一颗人类古牙齿时间的铁定，确定了中国古人类要比非州古人类早100多万年。

这一颗人类古牙齿时间的铁定，说明了地球上最早的人类在古中国淮南的八公山最早出现。在３００万年至３５０多万前，这儿是茫茫草原，这儿有莽莽森林，这儿气候温和，有丰富的雨量，中国人类的祖先，不，是世界人类的祖先，已开始在这儿繁衍生息了。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现过几千万年前的森林古猿；发现过元谋人、龙内坡人等这些２００万年前的能人；发现过北京人郧县人等距今二三万年的智人－－巢湖人、富林人。唯一缺少的就是３００万年至５００万年间猿向人转化这一时期的南方古猿化石。这一颗人类古牙齿的时间铁定，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中国人类起源的纵线贯通了，“人类非州起源说”难于自圆其说了。

淮南八公山这颗３５０万年牙齿化石的出土，是人类学领域里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说明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

人类的远古文明首先是用火。因为用火关系人类生存，一是熟食，二是御寒，三是照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用火的历史始于石器时代中期，相当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时期。据此，他们不承认处于旧石器代早期的“北京人”能使用火。直至２００１年，美国的权威杂志《科学》载文还对“北京人”用火提出质疑，认为“那里的任何火焰都不是人手所点燃的”。可是“北京人”遗址文化积淀厚达几十厘米到几米的灰烬层，燃烧过的朴树子、木　炭、烧石、被烤的石器、烧过的鹿角和各种动物骨骼，都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人们：

“北京人在新石器早期已经完全学会了用火！”

北京山顶洞人的用火说明，中国猿人比欧洲人用火的旧石器中期早几十万年！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燧人氏”吧！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旧时石器时代的３００多万年的缓慢发展，到了距今一万年之前，终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在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殖农业及饲养家畜特征的。

１９２０年，在河南省渑池县北部的仰韶村，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７０００年至

５０００年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最为著名是画有花纹的彩色陶器。

１９５３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西安市发掘了属于仰韶的“半坡遗址”。在这个可以居住四五百人村庄遗址中，不仅在中心发掘出了大房子，大房了周围又有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几十座中小型房子，而且周围有五六米深的壕沟，形成了完整的原始氏族部落村。村落遗址中除房屋之外，还发现了窑穴与栅栏。在窑穴中还放置有许许多多的陶器。在陶器中还发现了谷粒与白菜籽。

仰韶文化表明 ，黄河流经的黄土地上，原始居民已经开始定居了。经过几十年的考查，已知仰韶文化是中国古文化之一，历经两千余年，广泛分在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全部为中心，西达甘肃，东到河北中部，北到内蒙河套。这是一个相当辽阔的区域。这儿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摇篮之一。

自从原始中国农业出现以后，历史就由旧时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氏族是原始血缘关系结合成的一种血缘团体。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氏族是人类各族存在过的社会组织，产生于蒙昧时代阶段。他们常以某种动、植物作为本氏族的共同图腾标记。

氏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一切公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与阶级。共公事务由共同选举的氏族酋长管理，重大事情由氏族成员共同决定。成员处于自由与平等的地位。这是一个大同的共产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社会。其氏族是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组织。母系社会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实行原始共产制，平均分配劳动产品。

在旧时石器时代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正如《纲鉴易知录》所说，原始人类“人生之始也，与禽兽无异，知其母而不知有其父，知其爱而不知其礼。卧则去去，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这是一个野蛮的时代，蒙昧时代。人与野兽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会直立行走，二是会制造工具。人兽为伍，赤身裸体，像野兽一样茹毛饮血。

那时候，气候温和，不仅是一个植物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动物王国，各式各样的野兽无所不有，连高达二十多米的恐龙时代也存在过。人，这个童年的幼小人类，常常是野兽的口中食物。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一方面要同野兽作斗争，一方面还要跟残酷的大自然作斗争。各种野兽成群结队，人的存在，各种资料表明，那时的原始人群少则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人太少了，首先是保护好人自己本身不被野兽吃掉。她们没有分工，一切都是自然。由于野兽成群结队，决定了先人的生活方式，必须是群出群入，以防止野兽突然出现与侵袭。人要生存，要吃，要采集食物。食物主要是植物的根、茎、果实。所以，采集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活方式。狩猎些动物，这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形式之一，他们的获得没有剩余，紧紧巴巴的，能填满肚子就够幸运的了！所以在这时代，谈不上什么阶级、剥削与压迫。人能够生存下来就满足了。

春天来了，冰消雪融，大地从严寒中苏醒过来，在河畔湖边，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树林，一片生机盎然。饿得面黄饥瘦的古人们，从栖息的洞穴里，青壮女男从半地穴房屋里走出去寻找食物。女氏族女人是首领，首先是这个氏族的天性“血缘母祖”，又自然是酋长。她们从生计出发，以能生活下去为准则，带领氏族成员，或采集野菜，或采集树叶，或挖植物的根块。这是他们最易充饥的食物了。

在广漠的大川上，成群的野马，三五成群的长颈鹿，雪白的山羊，肥大的野猪，时出时没的野免，这是一个活跃的动物王国。在野兽吃人的同时，人也动了杀心，开始吃弱小动物了，像野兔、鸡子、山羊，还有那些性情比较温柔的野马、长颈鹿等，也是她们要猎取的对象。大家都吃饱了，所余物毫不可惜地要抛弃了，她们不知道保存起来以后再吃，也根本不考虑明天是不是会挨饿。因为先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

一年之中的春夏季节，是古人生活最为得意的时节，气候适中，不用再披兽皮，赤身裸体非常方便，因为不论采集，不论打猎，都很如意。而且，她们又能到河里捕鱼、捕虾，蚌与贝等水中动物，也是她们难得的“美餐”。

到了秋天，野菜与树叶黄了；可是，树上天意结满了野果，又是一个好季节。她们的吃了鲜果，再吃干果，人的食物根本也不用犯愁。

秋去冬来，北风怒吼，大雪纷纷扬扬，由于先民没有收藏的习惯，她们的“家”里几乎空空如洗，根本没有吃物，先民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树林光秃秃的，大地上没有绿色，饿得没法子，先民们只得冒着严寒，身披兽皮，或去扒植物的根茎吃，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凶猛的野兽虎、狼、野猪等。一个氏族十几人，或者是七八十个人，由于石器工具的简单与粗糙，先民们捉得的野兽是极有限的，哪里能满足饥饿的人们？因此，在严寒的冬天，冻死人、饿死人、人吃人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３００万年间，不论是“北京人”还是“山顶洞人”，在他们的头骨的顶部都有凹坑、破裂和穿孔的痕迹。不少专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魏敦瑞才发表了《中国猿人是否同类相残》一文，之后，魏氏又出版了《中国猿人头骨》一书。在这些论著中，他提出了自已的观点：在中国猿人阶段，存在着食人之风，他们把“人吃人”这种现在人看来极为残忍、野蛮的现象，无情而历史地推到了人们的面前。

魏氏的理由有三：一是按正常情况下，猿人的肢骨、躯干骨的数量都要比头骨多，可是北京猿人却相反，代表４０多个个体的北京猿人的肢骨，只有上臂骨３件、锁骨１件、大腿骨７件、小腿骨１件，而头盖骨有１４件，面部骨有６件，下颌骨有１５件，牙齿有１６６枚。二是２万多平方米的遗址中，许多地点少人的化石，而只有古脊椎动物的化石与石器，它们很少共存。三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头盖骨上，有人为地被器物敲打过的痕迹，有凹陷和击碎现象。

我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在以后的研究中证实了魏氏的论断，证明了“中国猿人同类相残”的现象，不只是存在的，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甚至是合理的和必然的。

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为了求得“人种”的生存，中国猿人不可避免地要食掉同类中的一部分，主要是老者、小者、弱者、病者或异族。他们已意识到后脑勺，较人体其它部位比较更脆弱，也更易于置人于死地。于是，他们就用粗糙的石器或尖器作为武器，先将对方击倒、击晕以致至死，然后先吸干脑浆，再慢慢地割下其它部位的肉吃，一些脆而软的骨片，也被食者吞噬了。这就是“古人的人吃人”现象。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说，在遗址的第四文化层的居址内，发现一件陶釜，二件陶罐，釜罐内各有一具婴儿骨架。婴儿骨骼零乱地与一堆鱼骨堆在釜罐的底部，而且鱼骨与婴儿骨骼都被煮过。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认定确证是经过煮过的出生不久的小孩遗骨，并认为：“这不用‘人吃人’是解释不通的。”

在辽西沙锅屯洞穴遗址中，发现有４０多个个体的头骨、躯干骨，其骨头零散，脚骨且有裂痕。其中，有４个头盖骨化石有人为打击的痕迹。专家们考证后一致认为：这种头盖骨化石裂痕，很明显，是用某种尖状器具猛力打击而致成的。这是早期人类食人之风的一个铁证。

食人之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曾经广泛存在于亚洲、非洲和欧洲广大地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至少延续了几十万年。这种现象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有了较多的食物仍然存在。河姆渡发掘中的食物是非常丰富的。在第上层居住区内，发现有大量的炭化稻谷、谷壳、稻干、稻叶的堆积，厚约０．２米到０．３米，最厚的地方超过１米，有的地方还发现了米粒。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橡子、菱白、酸枣、桃子、薏米仁、茵类、藻类、葫芦等，还有猪、狗、水牛的骨骼化石。这一切告诉我们说，在这时候河姆渡人的食物已经相当丰富而充足，但是他们仍然有食人的习惯。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说道：“ 在非洲的刚果北部，过去住着一个叫安济奎的民族，这个民族非常残酷，不论朋友、亲属都要吃的。在他们的肉店里，充满着人肉，以代替牛肉和羊肉。他们把战争中捉到的敌人拿来充饥，又把卖不出价钱的奴隶养肥了，宰杀后裹腹。”

在原始社会，由于食物少，为了人类的群体生存，将敌人杀了，甚至将自已氏族中的老者或小者、弱者、病者拿来充饥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非是什么“不道德”。“道德”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那个时代，人吃人不属于什么“不道德”的范畴。

在人类远古文明的发展进化中，“人吃人”现在看来是野蛮蒙昧时期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如果说把“文明古国”的“四个条件”“增加一条”，那么，首先是废除“人吃人”，因为人吃人，毕竟是人同野兽无异，没有什么分别。

在与河姆渡同期的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却显示了氏族成员对小孩的充分爱护和重视。在半坡遗址成年人葬于氏族公墓中，一般地挖一个长方形的墓坑。而婴儿就不同，他们一般的要实行“瓮棺葬”，即用陶瓮作为葬具。值得注意的是在瓮棺的上方有一个小孔，透露了人类远古文明的信息。

在当时，陶器是人类看来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用非常珍贵的东西陶瓮来埋葬小孩，这不仅显示了对小孩的充分爱护和珍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人类的文明进化。小孩死后，也不葬入公共墓地，而是埋在居民区周围，让他们陪伴成年人在一起。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有一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死后，她的墓很特殊，其埋葬方法犹如成年人，也有像成人一样简单的棺材，还有各式各样的随葬品。郭沫若访问半坡文化遗址时，看到无葬具的成年人墓与瓮葬、棺葬的小孩墓时，特别感慨，作诗一首曰：

半坡小孩冢，瓮棺盛尸骸。

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

墓集居址旁，仿佛犹在怀。

大人则无棺，纵横陈荒隈。

可知爱子心，万劫永不灰。

人类的远古文明，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在缓慢前进。在中国大地上，从淮南八公山人的３００万年至３５０万年，至六七千年前西安半坡文化遗址，经历了漫长的３００多万年啊！

 远古文明并非一句空话，这个远古文明不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在古人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的变化。西安半坡文化遗址瓮棺的上方的那个小孔引起了专家们的普遍关注，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绝大多数作为瓮棺葬盖子的陶盆或陶钵部的中间，都有一个显然是人工凿成或敲击成的小孔。本来陶器打破了就不能再用。用为当时非常珍贵的东西是不会这样做的。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当时人类精神上的需要。这种现象开始并未引起专家的注意，后来在宝鸡北首岭，在云南元谋县大墩子等墓地的瓮棺上，也发现了这种现象。这才使专家们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远古文明的产物，是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让灵魂出窍而专门制的。半坡人认为，人睡了，人在梦境是灵魂暂时离开人体；人一旦死了，是人的灵魂长久离开了人体。 他们认为把死者的灵魂释放出来，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既然是亲族，他们几乎死后，也能起到保护同族的神用。这样，把死者密封在陶罐内显然是不妥的，应当善待死者的灵魂，把死者好好葬。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做法，就是在瓮棺的上方或者底部打一个孔，这样，死者的灵魂就可以自由出入了。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远古文明的曙光已经升起。

历史发展到新石器的半坡文化时代，“姓”产生历史条件方才成熟：

第一条，这是一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姓”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从母之所出，是女性原始崇拜。

第二条这是一个“与禽兽无异”“知有爱而不知其礼”的“群婚”“乱婚”时代，姓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用来别婚姻。

第三条，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要提高自身身素质，这是“姓”出现的前提与基础。

因此说，“姓”是母系社会孕育的古文明产物，是中华民族的老祖母孕育和创造了“姓”，升起了中国远古文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