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楚文化是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春秋战国时代在陈楚地区（以今河南周口为中心）形成、发展并在后世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风韵和价值。陈地在上古时代正处在华夏、东夷、楚蛮三大部族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对中华主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关键词】陈楚文化；中华文化；太昊伏羲

      本文所谈及的陈楚地区，即今河南省周口市所辖区域与安徽省西北一部。这里位于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陈楚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过去一直在淮阳。淮阳古称“宛丘”，上古为太昊伏羲之墟，神农所都之地，夏为豫州之域，商为虞遂封地；西周分封，武王封舜后妫满于此，建立陈国；春秋末年，楚灭陈，陈为楚北方重镇；战国后期，楚徙都于此，陈城为“郢陈”，史称“陈楚”。所谓“陈楚文化”，概指产生发展于陈楚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是有史以来生活在陈楚地区的人们所共同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称。
      中华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交流、融汇的产物，陈地正处在多种地域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对中华主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陈楚文化的形成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历史发展、地理位置以及上述二者相结合而形成的历史区位关系。陈地地处中原，这里自然环境优越，又是上古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相互交接、争夺的地区，历次朝代更迭、文化演进都对陈地产生巨大的影响。特殊的地域位置，为陈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从地理环境上看，陈地属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大致以沙颍河为界，以北为黄河冲积平缓平原区，以南为淮河及其支流冲积湖冲积低缓平原区，土地平旷，河流众多，土质疏松肥沃；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气候，降水量适宜，有利于农作物生长。陈地兼有南北地理条件之长，具有发展农牧业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陈地地处豫东要冲，疆域广袤，无山水阻隔，交通便利。《史记·货殖列传》载：“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其民多贾。”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陈地“控蔡、颍之郊，绾汴、宋之道。淮泗有事，顺流东指，此其经营之所也” ，“又其地原湿沃衍，水流津通”。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使之融汇南北，包容四方，熔铸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风格。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陈楚文化包括先陈文化、妫陈文化、陈楚文化三个延续的阶段。
     （一）先陈文化
      先陈文化指在周代陈立国之前，在陈地由东夷部族创立的文化。
      陈地的土著文化是东夷文化。《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昊之墟。”大量的地下考古发现和地上文物遗存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印证，证明陈地在公元前40世纪到前30世纪确为以太昊氏为首的东夷族世居之地。
      近代以来，众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中华文明起源有多个中心。许多学者将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远古部族区分为若干大系统或大集团。影响较大是徐旭生提出的西方的华夏、东方的东夷、南方的苗蛮“三集团”说［1］。现代考古表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遗存和人类骨骸中，不同地区确实存在文化区别和人类体质差异。以今河南省为界，黄河中上游以仰韶文化为代表，大概与华夏集团的族群有密切关系。黄河中下游，河南东部至鲁皖苏，新石器时代文化呈现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演进序列，当与东夷集团有关［2］。《说文解字》释解“夷”字为“从大从弓”，即言夷人身材高大，擅长弓箭。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东方居民有高颅，面较高，较阔，身材也较高，并且伴有头部人工变形及拔牙的风俗。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追叙其祖先的来历，指出在东方的平原上原有一大批自认太昊、少昊后裔的部族。他们以鸟为图腾，这批部族即是东夷。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陈地有较广泛的分布。陈地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遗址有商水马村、太康方城、周口市烟草仓库等9处；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遗址有西华小白庄、淮阳王禅冢、周口市烟草仓库等12处；属于大汶口晚期的遗址有郸城段寨、商水章华台、周口水灌台、项城高寺等18处［3］。
      诸多论家认证龙山文化为大汶口文化的延续，龙山文化在陈地有最典型的遗存。陈古称“宛丘”，《竹书纪年》载：“太昊伏羲氏元年即位都宛丘。”《淮阳县志》载：“宛丘在县东南。”取名“宛丘”，说明这里是一块高地。宛丘在今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处的大连乡大朱村南，今称“平粮台”。198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平粮台遗址发掘证实，这里是一处属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现已发现了四周的夯土城墙、门卫房、陶质排水管道、高台建筑及灰坑、墓葬等，出土了大批文物。这座古城距今已有4500年历史，是我国发掘出的最古老的城堡之一。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相印证，平粮台古城遗址即是被称为“太昊之墟”的古宛丘都城［4］。史载太昊薨葬于陈，太昊墓陵今存淮阳县城北，春秋前有墓，汉以前有祠，宋明以后各帝王均遣官祭奠。经历代修建，陵园占地875余亩，建筑雄伟，殿宇巍峨，是我国帝王级陵庙中大规模的宫殿式建筑之一。太昊伏羲被称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年代及影响早于黄帝、炎帝的民族始祖，所以淮阳太昊陵被称为“历代帝王寝陵之首”。
      东夷部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势力范围从陈地渐次东移，分布于豫东、山东、苏北、皖北和辽东半岛，对中华早期文化和民族血脉的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东夷是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从中华民族的形成来看，可以说一部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就是华夷对举的发展史。傅斯年说：“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5］其后裔建立了中国古史最具夺目光彩的殷商文化。
   （二）妫陈文化
    　继太昊氏为代表的东夷部族之后，在陈地居留的是五帝之一的虞舜后裔妫陈一系。
    　夏代，陈地属豫州之地。商代始封虞舜的后代虞遂于陈。《世本》宋忠注：“虞思之后，箕伯直柄中衰，殷汤封遂于陈，以为舜后是也。”周朝建立后，因虞舜的另一后裔遏父（或作阏父）助武王伐殷有功，武王封遏父之子胡公妫满于陈地，以奉舜帝之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陈胡公妫满是陈国开国君主，陈国是西周首封十大诸侯国之一。
    　周代对古代帝王后裔的分封其实是一种文化分封。《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种对“先圣王”后裔的分封，与宗周姬姓亲戚和功臣的分封有实质的不同。这些先圣后裔，可以在各自的封地上按照自己祖先以来的部族文化体系来进行祭祀及文化活动，保持其先人的文化体系“以奉先祀”。舜帝一系，从祖源上看，亦为东夷后裔。《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妫满接受周的分封，且娶周武王长女为妻，这样，随着妫满一支的入主，夷文化与周文化在陈地相互影响、交汇。
    　自妫满封陈到公元前479年陈亡于楚，陈国共传20世，26代君主，历时588年。远古时期陈地农业的领先开发，为周代陈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周时期社会安定，作为周代十大诸侯国之一的陈国，其经济在原有领先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陈地出土文物和史志记载来看，陈国农业和以麻纺、漆器业、青铜铸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均发展到较高水平。由于地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陈国的商业也较为繁荣。
    　《诗经·国风》有《陈风》十首，保留了周代陈国的社会生活和礼俗风情。《汉书·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郑玄《诗谱》称：“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故有“陈风好巫”之说。《陈风》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兼具有南北文学之长，不仅开现实主义文学风格之先河，而且意境优美，抒情气息浓厚，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为后世楚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陈楚文化
   　 春秋末年，南方楚国急剧北扩，楚两度灭陈，公元前479年，陈国归楚所辖。由于陈地特殊的地理位置，陈国成为楚北方重镇。进入战国以后，楚国势力牢牢控制陈地，陈地逐渐楚化。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迁都于陈，陈为楚都38年之久，楚顷襄王葬于陈。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淮阳马鞍冢，证实此冢为楚顷襄王墓。从楚灭陈国到楚亡于秦，楚辖陈、都陈20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楚国北扩，占据陈地后，楚文化北上中原，陈地处于楚文化与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交汇的前沿，楚国定都于陈，这里一度成了楚国政治文化中心，楚文化与陈地原有的东夷文化交流、融汇，从而形成了一  种独具特质的新型文化——陈楚文化。
   　 陈楚文化兼具南北之长，既有尚实际、重思辨的北方文化传统，又有重想象、尚浪漫的南方文化色彩。陈楚文化所孕育的最主要的思想成果是老子的《道德经》。  《史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生地苦县即今河南鹿邑，春秋时属陈国，战国属楚。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末年，正是中华主体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轴心时代”，与博大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一样，老子思想也是春秋及其更早时代多方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老子曾作周史官，其思想当然会有周代史官文化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生于陈地的哲学家、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形成自然得益于陈地多元化、复合性的文化滋养。《老子》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蕴也是由老子的原居地－－陈楚地区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决定的。老子思想中具有浓重的南方巫觋文化特色。陈楚地区丰富的巫觋之风和原始崇拜的民间背景，对老子哲学思想和他的“道”的观念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必然的联系。老子在哲学上使北方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与南方所特有的那种浪漫、优游、柔静、华美的精神特质结合起来，并得到思辨性的升华［6］。
二、陈楚文化的内涵
    　从地域文化来讲，陈楚文化与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相并列，是一种有别于这些文化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其地域范围在河南东部和安徽西北部，以今河南东部周口市辖区为主，古为陈国疆域。时限上从上古传说时期到楚亡于秦。因而陈楚文化的内涵可以归纳为：陈楚文化是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春秋战国时代在陈楚地区形成、发展并在后世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风韵和价值。它既包括上古时期以太昊氏为代表东夷部族在这里所创造的东夷文化，也包括西周封陈，陈国时期东夷文化与周文化交融形成的妫陈文化，也包括战国时期楚文化与这里的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多元复合型的文化。
    　陈楚文化以东夷文化为基础，周初融入华夏文化的因子，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则在这里占据主导，因而陈楚文化比荆楚文化更具有多元性和融汇性。东夷始祖是太昊，其图腾为凤；南方楚蛮文化的代表是伏羲和龙，而陈楚文化代表是太昊伏羲。 太昊、伏羲的合称正表明了陈楚文化民族和合、龙凤呈祥的特质（详见下析）。陈楚文化在哲学上的代表是《老子》，在文学上的代表是《诗经·陈风》，我们在淮阳楚墓和大量出土文物中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在陈地民俗之中可以觅到它的流绪。

三、陈楚文化对中华早期文化的贡献
   　（一）陈地是古代多个部族和多方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为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大混血、大融合的结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汉民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地处中原腹地的陈地，既是各早期民族文化的交汇点，又是它们的争夺区。《左传·昭公十七年》谈及彗星对诸国的影响时说：“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皡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这里所说的宋、卫、陈、郑所在的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国的核心文化区，是华夏、东夷、楚蛮三大主体文化形成、发展和交流的中心地带。多方文化在这里辐集冲突，多种血脉在这里混合交流，使陈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
   　 上古时期各部族的相争相斗与最终和合为一的过程，从各族始祖神祗的名号中可以体现出来。前述东夷部族的神祗和始祖是太昊（史籍或记为“太皞”），案《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言东夷部族图腾是“凤鸟”。今陈地太昊陵每年庙会上有大量原始图腾“活化石”——泥泥狗，其基本类型为“玄鸟”，亦可证东夷图腾是“凤鸟”。而伏羲是南方苗蛮集团的祖先神，此说闻一多先生论列甚详，已是不争之论。《山海经·海内经》谓：“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对此的训释当如闻一多所言，延维、委蛇，即汉画像中交尾之伏羲、女娲，乃南方苗族之祖神［7］。古籍载伏羲蛇身人首。蛇是龙的原型，伏羲部族的图腾是“龙”。
    　但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二者决不并称。太昊与伏羲在秦汉时期才融为一体，被视为一人，史称“太昊伏羲氏”。太昊与伏羲并称合一，体现了东方民族与南方楚蛮相互融汇的过程。
    　伏羲的北上并与太昊合称，进而在中原诸神中取得显赫地位，与楚族的南下苗蛮与北上中原有关。楚族源于中原，屈原《离骚》开篇即写道：“帝高阳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他把自己的祖系追溯到颛顼高阳氏与重黎祝融氏那里。楚族的祖居地在今河南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曰帝丘。”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颛顼氏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此地正处于华夏和东夷的交界地。高阳颛顼氏与东夷的关系更为密切。《左传·昭公八年》：“陈，颛顼之族也。”《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所以楚文化带有浓重的东夷文化色彩。
    　楚族南迁以前，在江汉一带生活的是三苗之民，苗蛮族团在这里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文化。夏、商时，楚族一支南迁到江汉一带，与三苗之民相结合，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称的“荆楚”或“楚蛮”。《诗经·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周初，楚族鬻熊正式立国，历代楚君筚路篮缕，以启山林，使楚成为“抚有蛮夷，奄征南海”的南方大国。楚族南迁后，与南方土著居民苗蛮民族融合同化。这样，它承受商文化的恩惠、周文化的浸润，集中交融三代文化的精华，南迁后又吸收苗蛮文化的营养，从而滋长为具有鲜明特色和强大生命力的楚文化，并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源头活水。
   　 春秋末年，楚族急剧北扩，占据陈地，楚文化与陈地原有的东夷文化交流、融汇。楚文化与东夷文化有着共同的渊源，再加之政治的因素，两者自然地融汇在一起，共同以“太昊伏羲”作为先祖。
    　考之于先秦器物，我们也可以看到东夷文化（凤图腾）与南方楚蛮文化（龙图腾）之间从相争到相融的过程。商代玉器上的龙凤合璧造型，往往是凤大龙小，龙凤之间也往往是相衔相咬的关系。到了春秋战国以后，龙凤合璧造型的形象与含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们往往成对出现，或顾盼，或曼舞，充满和谐、欢快的气氛。 “龙凤呈祥”——这已成为一种吉祥、和美的象征图案。太昊、伏羲合称，从图腾文化意义上说，也正是龙凤呈祥，民族和合的具有表现。
    （二）陈地是人文初祖太昊伏羲氏的主要活动区域，“羲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木本乎根，人本乎祖。民族先祖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神圣血缘观念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先祖地位的确立，有历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相互融汇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先祖是国人历经千百年反复审慎地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的代表。
    　按照一般的说法，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祖先被认为是炎帝、黄帝，中华儿女共同为“炎黄子孙”。但是，炎帝、黄帝同属于华夏一族，以炎黄一系作为中华民族唯此独尊的文明源头，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实际情形并不相符。
   　 史籍列太昊伏羲为三皇之一，确认其为黄帝之前的民族先祖。《白虎通·德顺论》说：“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班固《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把伏羲推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汉书·律历志序》认为“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以太昊伏羲为历史源头。这就是说，在古帝王系统中，只有太昊伏羲氏是“继天而王”的，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司马迁虽未敢为伏羲立传，但他在《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文化贡献。班固在《汉书》中将民族始祖定位于太昊伏羲。其后梁代肖绮《〈拾遗记〉序》中说：“文起羲、炎”，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言：“稽古羲黄，祖述尧舜。”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所以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说：“太昊伏羲显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
   　 在对太昊伏羲民族血缘先祖和文化始祖地位的选择和确认的过程中，人们又逐渐把众多的勋业归加在他身上。历代典籍对伏羲的文化贡献所载甚多，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画八卦，开启文化之源。（二）确立了天文历法。（三）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四）养六畜以充庖厨。（五）定姓氏，制嫁娶。（六）造琴瑟，作音乐。魏陈思王曹植在拜谒陈地太昊伏羲陵时作《太昊宓牺氏赞》云：“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经地象天。庖厨祭祀，罟风鱼畋；瑟以象时，神德道元。”对太昊伏羲的创世王业作了崇高的评价和礼赞。
   　 太昊伏羲氏还赋予了我们民族以总徽号——龙。《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伏羲“人首蛇躯”。蛇是伏羲氏的图腾。中华民族的总图腾“龙”，正是以蛇为基础，汇合了多民族图腾而成的。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面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的主体部分和基调则是蛇。  “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7］所以，龙图腾的形成，象征了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共同尊奉同一个祖先——伏羲。在伏羲的旗帜下，多民族团结和合，统一为中华一家。太昊伏羲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广泛代表。
   　 从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聚合、熔铸的过程来看，太昊伏羲与其他始祖相比，其传说流传面更广，对文化的贡献更大，而且“龙”图腾是中华各民族大融合的典型象征，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源头。所以，以“羲黄”代替“炎黄”作为我们民族的共同先祖更为全面和符合实际，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
   （三）陈地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故里，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一起构成中华文化的主流
    　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时候，往往把儒家文化视为其代表，或把儒家文化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实质。这是十分偏颇的。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轴心”时代的先秦，是各种学说、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时代。而诸子百家中形成最早，影响最大的应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
    　老子不仅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还是先秦诸子的启蒙者，九流百家皆受其影响。儒家后起于道家，孔子师承于老子。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在中国思想文化上占主流地位的是道家文化。儒家学说崛起后，儒、道两家对立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两个主要理论学派，为其余诸子百家所不能比拟。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兴起。儒家、道家、佛教、道教，犹如中华文化的四只车轮，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道家与道教同源而异流，其力量可堪与儒、佛相抗衡。
   　 老子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哲学之父。《老子》一书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它与《周易》、《论语》一起，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三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
    (四）陈地是中华姓氏起源地，从陈地走出的中华大姓构成了汉民族主体血脉
　　陈楚地区是中华姓氏的发源地。相传太昊伏羲氏在这里始定姓氏，制嫁娶。罗泌《路史》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左传》、《竹书纪年》载：太昊为风姓。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中国最早的姓就产生在伏羲氏时期，伏羲之后为风姓，这是中国第一个姓。”
   　 许多中华大姓从陈地起源，然后播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当今中华姓氏中人数最多的李、王、张、刘、陈五姓之中，陈姓直接在陈地得姓，据统计约占全国人口的4.53％［9］，从陈姓分支出的姓氏达60多个，其中胡、田、孙、姚、袁等也是中华大姓，王姓的一支妫姓王也是从陈姓中分化出来的；李姓起源于今河南鹿邑，始祖是老子李耳。李姓是当今中华第一大姓，也是世界头号大姓。据统计，李姓占汉族人口的7.94%，即世界上李姓人口超过8700万人［8］。
    　陈地除为以上李、陈、胡、田、孙、姚、袁等大姓的族源之地外，还是阳夏（今太康）谢氏、陈郡袁氏、阳夏何氏，长平（今西华）殷氏，南顿（今项城西南）应氏，宛丘符氏的族望之地。如果把这些姓氏人口加起来，数字将是十分惊人。从陈楚地区走出来的姓氏和家族，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的主要源头，汇入中华民族的浩翰大河。
四、陈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一）陈楚文化中的思想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陈楚地区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中国文化版图中，是一颗璀璨夺目的历史明珠，研究开发这一散发着古色古香气息的文化资源，对于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化中华文明的感召力和纽带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新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基础而凭空创造出来的。今日的文化都是在往日文化的沃土上生发出来的。任何文化的发展，总是要从它的先驱那里继承一定的材料作为前提和出发点。
  　  陈楚文化含有极有价值的思想精华，积淀和凝聚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内容，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如伏羲“先天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观和老子哲学中的“道法自然”的观念等整体思维和辩证法，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套精辟的思想方法，对我们在现代条件下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坚持可持续发展会有深刻的启迪。陈楚文化所体现出的多方文化融汇交流、多民族和合统一，也为我们今天加强民族团结，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陈楚地区的文物遗迹是开拓历史文化旅游的独特资源
   　 源远流长的陈楚文化，留下极为丰富的地下遗存和历史文物。经考古发掘和文物部门鉴定，陈地查明现有不可移动的文物点975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24处；查出文物遗址200余处，发现古城址31座，出土文物不计其数。
    　在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4处历史遗迹中，淮阳太昊陵被称为“历代帝王寝陵之首”，是与黄帝陵、炎帝陵齐名的中华民族始祖陵墓；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对研究中国远古文化具有较高的价值，引起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周口关帝庙是河南省最大、保存最好、建筑艺术价值最高的古建筑群；鹿邑太清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的故里。此外，陈地还有西华女娲墓、商高宗陵、西周陈胡公墓、战国楚顷襄王墓、东汉陈王刘崇墓等古代墓葬。这些历史遗迹，为开发中原历史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
   （三）陈地的姓氏文化资源是吸引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增进民族团结的宝贵财富
    　姓氏文化，宗族谱系，是一个家族发源、生息、繁衍的历史。它是种族传递的血脉，是民族生长的根系。尊祖敬宗，弘扬祖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当今世界，与“全球意识”相并列的是人们的“寻根意识”。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各自存在着自己的特殊问题，都希望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与文化之根，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过上富裕生活的人们，将怀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寻求祖先繁衍生息的文化土壤，这就是全球范围内寻根谒祖活动之风日盛的深层原因。在世界范围内寻根谒祖活动中，河南是华人寻祖的重点地区，陈地是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之一。天下李、陈、胡、田、姚、孙、袁、陆等中华大姓的子孙根在陈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些中华子孙从陈地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中华民族血浓于水，中华子孙根脉相连。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以家为中心，强调的是家、族、宗、国、人际关系，注重人伦和乡土情谊。陈地丰厚的姓氏文化资源吸引着众多海内外华人来陈寻根祭祖，认祖归宗。
  　  陈楚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占有重要地位，深入研究陈楚文化，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陈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在开放的环境下与周边广大地区广泛的交流中实现的，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推进陈地经济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我们深入发掘、认真研究陈地古代文化的宝贵价值，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具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广泛宣传，打造文化名牌，吸引海内外关注，使陈楚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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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王剑：《〈老子〉的陈楚地域文化渊源》，《周口师专学报》2001年6期
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82:3、26
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