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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秘密的科学揭示         ★★★ 【字体:
易之秘密的科学揭示
作者:佚名    理学来源:本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9-16    

易之秘密的科学揭示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易》是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先人们“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有了深刻的认识,将其分为阴和阳,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开宗 明义:“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法则。”“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就是规律、准则。阴和阳这两个符号是简约的,但却是不简单的。阴和阳、天和地、柔和刚、静和动,这都是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天就没有地,没有柔就没有刚,没有静就没有动,它们是互为条件而存在的。“天地絪緼”、“刚柔相摩”、“动静有时”(《系辞》),在相互交感过程中,万物生焉。所以说,这阴和阳两个符号,是古人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通过摸索、积累和升华,抽象出来的宇宙法则,它是唯物的,是符合辩证法的。既然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由它而推演出来的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也是正确的。推演必须遵循正确的规则,否则,在正确命题下也可能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以阴阳这两个符号为前提,两两组合,只能出四象;三三组合,只能出八卦;六六组合只能出六十四卦。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这推演出来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就是天地之数,是宇宙的数学和形体模式,它以鲜明的视觉和深遂的哲理,揭示了宇宙变化的规律,它是科学的。

《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天地间万物都包含在这套符号体系中了。它是从实践中来的,反过来,它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现代科学的天文、地理、物理、化学、

数学、建筑、生物……无不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孔子非常重视《易》的科学价值,他在《系辞下》用较长篇幅说明了古代的发明与符号的关系,现摘录于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孔子说,网罟、耜、易市、楫舟、臼杵、弓箭、宫室、棺椁、书契等等的发明,都是受到了卦象的启发。虽然这些说法有些牵强,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强调《易》的致用性和它对生产、生活的指导作用。

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易》之秘密,验证它的科学性。

 

为《周易》正 名

    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像《周易》这样古老,这样神秘,这样博大精深,被誉为华夏文明之源。三千多年来,历代各家各派无不从中汲取营养,创立、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一些学者为之献出了毕生心血,研究著作浩如烟海;并走出国门,为六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所关注。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周易》被披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以至于见不到它的本来面貌。本文将为其正名,还其“卢山真面貌”。

    一、为《周易》书名正名——《易传》不是《周易》,《易传》所解不完全是《周易》的本义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这是在现存典籍中最早出现《周易》书名的。之后,《左传》中多次提及“《周易》有之”,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周易》已经成书,并开始由周王室向诸侯国及民间扩散、流传。当时虽说没有《出版法》,但《周易》的书名已约定俗成,此书名唯《周易》所专有!

   《周易》问世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无不在《周易》中汲取营养,来完善、丰富自己的理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尤为注重《周易》,据《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书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这里所说的孔子著作是:《彖传》、《象传》、《系辞传》(以上三篇各分上下)、《说卦传》、《文言传》,加之《序卦传》和《杂卦传》共十篇,合称《十翼》,又称《易传》。这些注释《周易》的著作是否孔子所作,自宋朝以来就有争论。孔子作学问的态度是“述而不作”,由其弟子将他的讲话整理出来而成书。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就有孔子与他的弟子讨论卦、爻辞的记录,约一万一千多字。还出土了《系辞》和“说卦传”的部分章,这说明《十翼》确是孔子所作。

   《周礼·春官·太卜》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与《归藏》已失传,唯有《周易》流传于世。《周易》与《易传》原本是分开独立成册的两部书。汉朝独尊儒学,将儒家之书称之为“经”,把《周易》更名为《易经》,列为群“经”之首。如果只变更一个书名也就罢了。东汉郑玄将《易经》和《易传》合为一书,但乃各自成篇。三国魏时王弼,第一次将《易传》中的《彖传》、《象传》两篇拆开,分别列于六十四卦各卦辞、爻辞之后,并把《文言传》配于《乾》《坤》两卦之后,而统称为《周易》,这样就把宣扬儒家思想的《易传》硬塞进了《周易》之中,从而改变了《周易》的原本思想。虽几经变动,但现行的仍旧是这样的版本,误人两千余年!

    《周易》与《易传》产生的历史年代是不同的,反映的思想意识也不一样。“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史记·太史公自传》)。这五百年间,历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孔子是五十岁才看到《周易》的,他从《周易》中汲取了营养,发展了儒家思想,这本无可非议;可反过来,后人把儒家的思想也说成是《周易》,这就让人不能理解和接受了。

     孔子解易,功不可抹,但其所解不完全是《周易》的本义,让我们以《乾》卦卦辞为例说明之。《乾》卦是六十四卦首卦,卦辞只有四个字:“元亨利贞”,其义非常简单明了:贞得此卦吉利,大为(或始为)亨通。可附在此卦后面的《文言》却说: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孔子把“元亨利贞”解成了“仁礼义固(信)”,这那里是《周易》的本义!“仁义礼信”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易传》作者却把它硬贴在了“元亨利贞”上!

    别的姑且不论,就从“贞”字说起。

    1930年,李镜池先生在《周易筮辞考》一文中,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

    许慎的《说文解字》,虽是得人赞扬信奉的一部字典,但它说:“贞,卜问也”,可是总没人肯相信他这个说法;单瞧见《彖传》上“贞,正也”一个解释,便大家死死地拘守着,竟贯彻二千年来《易》学家的脑髓,无人敢发生异议。直到大批的殷虚甲骨发现,卜辞中几乎每条都用着这个“贞”字,于是“贞”的本义才恢复。

    李老先生过于乐观了。事又过去了70余年,陆续出版的《易》书对“贞”字仍以“正、固”解,对“圣人”之说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这里必须多说几句。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典,大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作者许慎编此书的目的,主要是驳斥当时“今文学家”解《五经》的一此错误说法,他本人被誉为“五经无双”,他对古字古音的解释应该是有权威性的。《说文解字》对于“贞”的解释很简单:“卜问也,从卜贝。”,又“卜,灼制龟也,象灸龟之形。一说象龟兆之,从横。”又“占,视兆问也。”这卜、贞这两个字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多有出现,现举几例以说明之。

    乙亥卜,尹贞:王宾,大乙祭,亡 。贞,亡忧。

    癸酉王卜,贞旬亡戾,王田乚曰:“大吉”。在九月,甲戊,翌戈甲。

    戊戌王卜,贞田噩,往来亡灾,王田乚曰:“吉”。获狐一。

    甲申卜,贞王宾祖甲祭,亡尤。

    辛未卜,王贞,今辛未大风,不佳田乚。

    (以上均转引自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

     仅从以上几例就不难看出,这里的“卜”和“贞”是通用的。“卜”说的是占卜的时间,“贞”是贞人或占卜的事情;如果将占卜的结果告诉人家,那就是“占”了。“贞”字根本没有“正固”的意思,一点都没有!

    显而易见,孔子是用儒家思想来解《易》的。单就“贞”字而言,在4929字的《周易》中就有111字,而且都在关键部位,仅这一字之差就影响了对全篇的解释。李镜池先生气愤地说:

     一部《周易》,劈头第一句话的句读尚且这样胡分乱断,其它的附会可想而知。《文言传》作者(?)把假圣人的法宝祭起来一罩,后来的《易》学家都俯首贴耳的信从,自今日观之,不禁替他们可怜。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要还《周易》的本来面貌。《易传》应与其他诠注《周易》的书一样单独成书,不应与《周易》平起平坐。《易传》从《周易》中汲取了营养,充实和发展了儒家思想。这就好像果树嫁接一样,在一棵山杏上嫁接了苹果,苹果比山杏花美、果实大、味道甜;但苹果终究是苹果,它不是山杏,我们不能忘了“本”。现在我们是要研究这个砧木是什么,以便让后人再在上面嫁接更多的树,长出更好、更大的果实。

    二、为《周易》作者正名——《周易》是文王和周公旦合作的产物,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改、润色、完善

   《周易》的作者一直是一个迷,众说纷纭,为了论述方便,现将主要说法摘录如下(这里不包括《易传》作者):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近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传》)

    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史记·太史公自传》)

    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记·日者列传》)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以上论述是说两个问题:一是伏羲氏作的八卦,二是周文王演八卦为六十四卦。然而没有说明《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到底是谁所作。

    《周易》的作者巧妙地把卦辞、爻辞嫁接在了八卦、六十四卦的阴阳符号上,形成了一部奇特的“天书”。易学家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八卦、六十四卦和《易传》的作者上,无休止地争论了两千多年;可卦辞、爻辞的作者到底是谁,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卦辞、爻辞才是《周易》活的灵魂。只有知道了《周易》的作者及其设卦的年代,才能了解卦辞的真正含义,这才是解开《周易》“密码”的钥匙。

    第一次提出《周易》作者的是宋朝朱熹。他在《周易本义》中解《系辞上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时说:

    彖,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为爻辞,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面而言。变,指一节而言。

    朱熹将卦辞和爻辞的作者分属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父亲出题,儿子作文,是父与子的合作产物。我们的讨论也就以此展开吧。

    周族是夏商时后起的一个姬姓部族,相传始祖为后稷,传十五代到文王。周第十三代先祖,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爷爷,他的最大业绩是迁都至岐阳周原。为什么又要迁都?史书上有许多说法,但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诗经·鲁颂·閟宫》了: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翦”同“剪”,除掉之义。看来自公亶父迁都至岐阳周原开始,就立下了灭商的决策。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历经四代才完成了灭商的大计。

    文王之父季历继承先祖遗愿,为灭商不断积蓄自己的实力。据《竹书纪年》载,他有显赫的战功,商王大丁看见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就把季历给杀了。

    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商、周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周文王继位之后,更加致力于扩张自己的势力,据《史记·周本纪》载,他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等,均取得了胜利,使“三分天下有其二”。周的强大使商大为震惊,故将文王关进了羑里国家监狱。

    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周文王,在羑里监狱长达七年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我们猜度,他不会违背先祖的遗训,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定是追昔抚今,总结历史的教训,谋划灭商建国的大计。他所能做的就是“演《易》”。《史记·周本纪》载:“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有人据此推测,是文王重演的六十四卦,这是不对的。夏商之易就是六十四卦,文王不过是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次序,并为其撰写了卦辞。孔子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这话是对的。卦辞只有645字,有些隐晦难懂,这与文王的处境有关,身居囹圄之中,失去了人身自由,怎能把话说得明白呢!

    再说爻辞。

    周公事迹在史书上多有记载,这了便于讨论,现将《史记·鲁周公世家》有关章节摘录于下: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兴师东征……。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焕涣如畏然。

    我们说是周公作爻辞有如下几点:

    (一)周公可谓“三朝元老”。他随文王,辅武王,佐成王;灭殷商,平殷乱,建洛邑,从西周建国一直到鼎盛时期,都留下了他的业绩。据《史记》载,《尚书·周书》的绝大部分文献都出自周公之手或记录了周公的言行,而这些文献恰恰就是解《周易》的最好资料,《周易》记录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一些重要思想大多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比如,《明夷》爻辞“箕子之明夷”,《洪范》中记录了武王与箕子的一篇谈话,对理解此爻辞很有帮助。再如《革》卦,就连孔子也承认写的是“汤武革命”(《彖》),这在《牧誓》和其它各篇中可以得到印证。为了进一步说明此问题,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益》卦。《益》卦都说是“损上益下”,可“损”的是什么,“益”的是什么,现通解为“减损上方,施惠于下”,是从物资角度来考虑的。笔者认为,《益》卦揭示的是周朝庭内部权力的分配关系,反映的是周公建成洛邑后还政之事,这在《尚书·周书》中的《召诰》《洛诰》等篇均有记载,我们将《益》的爻辞和《周书》的原文作下机械性对比(《尚书》文字难懂,因本文篇幅所限,谅不作解)。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他可以看出,《益》卦所揭示的是洛邑建成以后,成王来到洛邑举行隆重的仪式,将管理洛邑的大权正式交给了周公,这是周朝的权力下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爻辞与《尚书》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与《周易》同时代的史料本来就很少,除出土的甲骨文外,唯有《诗经》和《尚书》,如果连这些史料都不屑一顾,那《周易》就更无法解通了!若将《周易》所反映的思想与《周书》所载周公的著作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者是一脉相承、互为印证的。

    (二)《周易》中记载了许多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流传的故事,如王亥丧羊、高宗伐鬼方、盘庚迁都、公刘迁豳、帝乙归妹、汤武革命、平殷叛乱、周公相国……,而至周公还政后的历史事件,如康王即位、昭王南巡而卒、穆王南征乃至厉王专利、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宣王中兴、平王东迁……,在《周易》中就没有反映了,犹如历史到此嘎然而止。如若是卜史或其它人所作,这些事件不能不反映。

    (三)周公是深得卜筮之法的,现将《尚书》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篇见书,乃并是吉。(《金滕》,武王病时,周公卜)

    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大诰》,平殷叛前卜)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湹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湹水东,亦惟洛食。伻以图之献卜(《洛诰》,修洛邑前卜)。

    仅从以上几例就可以看出,周公不但深知卜筮之术,还会操作。

    (四)《左传·昭公二年》有如下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这段文字说明,韩宣子是在鲁见到《易象》的,“尽在鲁”是说周礼完全被鲁继承了,“周公之德”是赞扬周公的,并把《易象》与周公联系在一起了。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作!成书于西周初期,约在公元前1153年前。只有弄清《周易》的作者和成书的年代,才能对其进行解读,否则是徒劳的!

    《周易》免遭秦焚书之火而留传于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财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经过了传抄、修改、润色,才有了今天我们手中的这个版本。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帛书周易》和洛阳出土的《汉三经易》相对照,卦序、个别卦名和个别词句有所不同,这说明《周易》还有不同的版本。至于文王和周公所作的最原始的《周易》是什么样,今天已经不可而知!

    三、为《周易》形象正名——《周易》不是“迷信之书”,它与后来的“占卜之术”横向没有关系

    现在一谈到《周易》,人们就与街上摆摊算卦的联系在一起,甚至在辞书中也称之为“迷信之书”,这是对《周易》的最大曲解!

    无可讳言,《周易》是卜筮之书。它的卜筮功能是从八卦符号和文字表述两个方面来完成的。卦辞是总纲,爻辞是分论,将卦辞、爻辞再与阴阳八卦结合起来,去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这种占断方法很难被人掌握,就是古代专职人员——卜史也很难解释清楚。《尚书·周书·洪范》记载了箕子谈卜筮的长篇谈话,他说: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由此可见,一个卜筮的征兆出来以后,用龟甲卜和用蓍草筮两种方法占的结果都一样,自己、大臣、百姓都认同,这样的“大同”实在很难做到!箕子是商朝重臣,殷代是卜筮盛行时期,《连山》《归藏》他应该是了解的,《周易》他应该是有耳闻的,他所谈易应是“至理名言”。

    在《春秋》《左传》《国语》中都记录了一些卜筮事例,现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例: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这是一个卜娶亲的卦,有三种态度:史们说“吉”,文子说“不可”,而当事人却说:这个女的是个寡妇,卦中所说的凶险她的前夫已经承担了,有什么可怕的。可见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卦分歧就这样大,最后还是当事人说了算。

    其实,卜筮就是哲学。《周易》的精髓部分是它的哲理。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用这种手段去了解和认识自然和社会,这是一种哲理的推断。《周易》是根据商周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并吸收了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将其抽象成哲理,用哲学的观点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解决的办法。周公曾对其子伯禽说:“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韩诗外传》,可见,周公也认为《周易》讲的是“道”是“理”。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荀子亦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基其义很明确,只要撑握了易的基本理论,就可以用这些思想的理论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需要什么占卜。

    自西汉以来,一些《术数》相继问世,诸如《纳甲筮法》、《梅花易数》、《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四柱命理》、《堪舆(风水)》等等,不一而足。本文不评价这些《术数》是否是“迷信之书”,只讨论它与《周易》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周易》与《术数》有关系的话,是它们的基础都是八卦、六十四卦。《周易》与《术数》都是在八卦、六十四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们横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周易》与《术数》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周易》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距今约三千多年;而有完整理论的《术数》是产生于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时期。西汉京房作《纳甲法》,距今二千年;北宋邵雍作《梅花易数》,距今一千年;而《六壬》、《奇六遁甲》相传是九天玄女传给黄帝的,真是无稽之谈,充其量也不过是隋唐时的产物。这些不同时代的产物怎么能都叫《周易》呢?据说人和老鼠的基因基本相同,都是一个祖先演变来的,但总不能说人就是老鼠、老鼠就是人吧,道理就这么简单!

    《周易》与《术数》在理论基础上、预测方法上、预测手段上根本不同。《周易》是将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流传故事以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等,抽象为哲理,以文字形式表述出来,通过对八卦符号和文字的解读,从哲理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剖析世界,解释世界,揭示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比如《泰》卦,上坤下乾,三阴三阳,阴阳调合,阴气下降,阳气上升,通泰之象。《周易》作者根据这一卦象,说“小往大来,吉,亨”,这是对《泰》卦象的最贴切的解释。但在爻辞中又告知,通“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是说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而且物极必反,有“通”必有“塞”。接着便是《否》卦,上乾下坤,阴气上浸,故卦辞说“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小往大来”。这是多么深刻的哲理呵!《周易》就是这样,通过阴阳变化和哲理来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指导人们的行为。

    《术数》的理论依据虽说也讲阴阳,但主要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洪范》,箕子说: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虽则在商周时(或许比这更早)就有了“五行”学说,但《周易》并没有采用这种理论。京房《纳甲法》是将八卦配以十天干和五行,各爻配以十二地支;邵雍《梅花易数》是用卦之体用、互变和五行生克;其它各《术数》派别的占法与上基本相同,它们都是利用五行的“生克制化”以实现预测的目的。有人会说:八卦不是也讲五行吗?八卦原本只讲阴阳,“一阴一阳为之道”;是焦赣、京房等人将八卦配以五行的。

    由此可见,《术数》与《周易》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各自打上了自己的时代烙印,它们反映的思想是炯然不同的;它们的理论基础不一样,一个用的是阴阳,一个则用五行;它们的预测方法、预测手段都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哲理,一个是用五行生克制化;它们横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将这两个截然不同又没有联系的学派硬捏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别有用心!

    我国古代各流各派都有“托古”的习惯,喜欢从远古时代找自己学派的宗祖,越古越好,以证明自己学派是“正宗”的。《周易》是“群经之首”,这棵大树好乘凉,各“术数”也就把自己贴在《周易》上,后人干脆就叫《周易六爻预测》、《周易四柱命理》、《周易六壬学》等等。岂不知这是在褒渎《周易》,给《周易》蒙上了不白之冤,造成了一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学术冤案!

    自西汉以来,在易界就产生了“义理派”和“象数派”之争。“义理派”是从哲学的角度对对《周易》进行注释、说明和发挥,提出了“一阴一阳为之道”的命题,认为这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和根本原则。“象数派”是根据八卦的原理,结合阴阳五行、日月星辰、四季物候变化,创立了卦气、纳甲、生克、飞伏、世应、互体等象数模式,用以占卜。两派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不息。所谓争论,应该是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认识而引起的争执。综上所述,《周易》和《术数》是两个概念范畴,《周易》不是《术数》,《术数》也不是《周易》,两者横向根本就没有关系。这场争论的引发,就是因为人为地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混同在一起造成的。

    笔者认为,我们所说的《易学》应该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八卦、六十四卦,这是易学的基础,也是我们重点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努力去解那未知之迷;二是《周易》,这是一本古老的哲学著作,我们应从中挖掘那朴素而又古老的哲学思想,为今所用;三是《术数》,它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它不能再贴金在《周易》上了!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为《周易》正名,是因为它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了褒渎,遭到了歪曲,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已经难以见到它的真面貌。我们努力将其还原到它所在的历史年代,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更多的人了解它、认识它,从中汲取营养,或许后人会“嫁接”出更多更好的果树,结出更丰硕的果实,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服务。当然,笔者清楚的知道,要将其名正过来,是很难的,这需要时间的,需要更多人的努力的,因三千多年的偏见已根深蒂固!可不这样做,对《周易》来说就太不公道了!

 

易经的思想内容

《易经》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它是“符号+文字”。作者将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等归纳成哲理,形诸于文字,巧妙地将其嫁接在卦的阴阳符号上。伏羲始作八卦至《易经》成书约三千多年的历史,《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易经》集其大成,赋予“无言符号”以生命,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如果没有《易经》,恐怕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有这套符号系统,更不了解它的含义。《易经》作者在继承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融进了时代信息。

《易经》是一部最“奇”的书,必须是符号与文字一起解才能读懂。

《易经》是一部时间跨度最“长”的书,从洪荒远古时代至商周三千年,又从商周至今三千年,上下六千年,跨越了中华文明的整个时期。

《易经》又是一部最“厚”的书。虽说其文字不过五千言,但它却“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它借重符号系统,反映了天地变化的自然规律,斗转星移,春夏秋冬,昼夜变化……无不囊括其中,所以说它是“科学易”。它又把文字嫁接在卦的符号上,用文字语言揭示了人间苍桑,历史变迁,社会冷暖……,使之与天地之道相融合,故又说它是“人文易”。它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融为一体,天地人间,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其厚度可知,我们读了三千多年还没有读完、读懂!

《易经》是从历史长河中走过来的,它继承了先人的智慧;它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要想与古人沟通,必须回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这样做很难,因西周早期的文献资料不多,出土的文物还很少,但只有这样才能解开《易经》之迷。笔者在《易经正义》中,尝试用“以史解易,以易证史”的方法探讨《易经》的本义,经过“历史还原式”的解释,惊人地发现,《易经》的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博大精深,好像挖掘出一座富丽唐皇的宫殿!

易经的思想内容

一、《易经》是周王朝建国前后的史纲

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周文王,在羑里监狱长达七年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我们猜度,他不会违背先祖的遗训,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定是追昔抚今,总结历史的教训,谋划灭商建国的大计,这在卦辞中可以隐约看出。卦辞有些隐晦难懂,这与他的处境有关,身居囹圄之中,失去了人身自由,怎能把话说得明白呢!

(一)《易经》记录了周先祖政治活动的轨迹

周族起于夏族、商族,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落,相传从始祖后稷起,到周文王时共历十五代。《易经》简约地纪录了周先祖创业之艰难。

王亥丧羊 《易经·大壮》爻辞说:“丧羊于易”,《旅》爻辞说:“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说的是商远祖王亥的故事。《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又《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緜臣也。”“有易”是当时的一个部族,王亥率众放牛羊(或前往交易)于此,而被有易国君所杀,抢走了牛羊,发生了一场斗争。《旅》卦记载的就是此事。爻辞说:“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旅焚其次,丧其童仆”,“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一路艰辛,旅店失火,童仆跑掉,牛群被抢,就连两手操的鸟也被焚了。

《易经》为什么记录了商祖的事迹呢?上面谈及,周来自于商,是个后起部落,商的先祖也就是周的先祖。

公刘迁幽 自后稷第四代传公刘,公刘是周的先祖,他的业绩在《诗经·公刘》中有记载。公刘时期的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到豳,《易经·同人》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同人于野”、“同人于门”是说公刘“匪居匪康”、“爰方启行”(《诗经·公刘》,以下所引皆出此篇),不在家里享清福,而是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家园。“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乘其墉”,是说在迁豳时动用了军队,“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把军队组织起来,分成三组,丈量土地,开荒种地,使土地面积不断扩大。而公刘则“于胥斯原”、“涉则在巘,复降在原”,“乃涉南冈,乃觏于京”,他一会儿登上高山,一会儿来到平原勘测地形,规划土地,选择建宗庙的地址。爻辞说“三岁不兴”是说经过了三年的艰苦奋斗,军民们是“先号咷”,叫苦不迭。据史料记载,公刘是率全体军民的十八个部落的随从人员大迁移,可见其声势浩大,艰难可知,“先号咷”描述了这悲壮的场面。“而后笑”,又洋溢着成功的喜悦。“既顺乃宣,而无永叹”,民心顺畅,再也听不到叹息之声。听到的却是“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公刘将众多的军队安置在水边与民众相互应,爻辞“大师克相遇”,说的就是将军民在新邑安顿下来了。

如果说《同人》卦说的是周先祖公刘迁豳艰苦创业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大有》卦则描述了丰收的喜悦,“大车以载”,足见丰收之硕!“乃积乃仓,乃场乃疆,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收割的谷物上了场院,打完后装满了粮仓、大口袋和小口袋,并做成了干粮,人们安居乐业。

周人是以农业起家的,相传周人始祖后稷就长于农业种植,“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诗经·生民》)。至公刘时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若将《同人》和《大有》卦合起来看,则是记录了周人先祖艰苦创业、农业兴族的历史!

灭商大计的制定与实施 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爷爷,周第十三代先祖,他的最大业绩是迁都至岐阳周原。为什么又要迁都?史书上有许多说法,但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诗经·鲁颂·閟宫》了,载: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看来自公亶父迁都至岐阳周原开始,就立下了灭商的决策。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历经四代才完成了灭商的大计。

文王之父季历继承先祖遗愿,为灭商不断积蓄自己的实力。据《竹书纪年》载,他有显赫的战功,在《易经》中当然也有记载。《解》卦爻辞“田获三狐”说的是季历伐翳之事。《竹书纪年》:“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未济》卦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与《既济》卦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说的不是一个历史事实。“高宗”是商第二十二代君武丁,“鬼方”是商时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克之。”而“震用伐鬼方”则说的是季历伐鬼戎,《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并受到了商王的奖赏:“王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侯库。”

商王大丁看见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就把季历给杀了。

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商、周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文王坎坷的政治生涯 周文王继位之后,更加致力于扩张自己的势力,据《史记》载,他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等,均取得了胜利。周的强大使商大为震惊,故将文王关进了羑里国家监狱。他在监狱里“演《易》”,演《易》不是为了消遣,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的需要,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次序,并为之作辞,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其子周公深得父亲的旨意,为其作爻辞,进一步阐发了其思想,使其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这话是有道理的。

我们说《易经》是周人的政治纲领,文王演《易》是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何以见得?让我们先从《乾》、《坤》两卦说起。

大家都知道,商易《归藏》是以《坤》为首卦的,而文王却以《乾》为首卦,以乾统坤,以坤顺乾,鲜明表明了要以“乾坤颠倒”的气魂去灭商。《乾》卦辞是“元亨利贞”,说明此道是大为亨通吉祥的。《坤》卦辞是也是“元亨”,但却加了许多附加条件。“利牝马之贞”,利于阴性,阴顺阳则可获吉;“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在行动之前,好像看不出吉凶,有所迷惑,可以后就会的所收获;“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对后一句的解释岐义颇多,有的是用先天八卦方位来解,其实“西南”、“东北”指的是商、周当时的地理位置,周在商西南,商在周东北。《蹇》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卦辞“利西南”,与“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对周有利,对商不利,投向西南是周的朋友,奔向东南则是周的敌人。《乾》、《坤》的爻辞对这一思想做了充分的说明。

唐·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引干宝语,对《乾》爻辞作了注释,现转引于下:

澘龙勿用,“言文王有圣明之德,末被时用,当困于羑里,与此爻相合,故取以明‘澘龙勿用’之义也。”

见龙在田,利现大人,“而以文王免于羑里之日当之,故曰‘利现大人’也。”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盖文王反国,大厘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忧中之喜,善补过者也。文(王)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难,增修柔顺,以怀多福,故曰‘无咎’矣。”

或跃在渊,无咎,“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守柔顺,则逆天人之应。通权道,则违经常之教。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故其辞疑矣。”

飞龙在天,利现大人,“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万物既睹,故曰‘利现大人’矣。”

亢龙有悔“圣人治世,威德相济。武功既成,义在止戈。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

干宝的这些论述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探到了《乾》卦爻辞的本义。他对《坤》卦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作如下解释:

阴气过度,以逼阳战……阴阳色杂,故曰“玄黄”……故文王忠于殷,仰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盖欲弥缝其阙,而匡数其恶,以祈殷命,以济生民也。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也。

干宝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指的是武王伐纣之事,两军战于孟津之野,血色相杂,流血漂杵。所以我们说《乾》、《坤》二卦是所反映的内容,是周王朝建国前后的历史纲要,是周王朝的政治纲领,其余六十二卦的卦辞和爻辞都是以此展开的,下面我们略举一斑,窥探一下其真面貌。

在卦辞和爻辞里,对文王的生活轨迹做了较详细的描述,这集中反映在《困》卦。《易纬·乾凿度》说:“文王在诸侯之位,上困于纣。”周是商的属国,文王虽被封为西伯,但纣王却不信任他,“有言不信”,将其“困于酒食”、“困于金车”、“困于朱绂”,有酒肉、有车坐、有官服,就是没有自由,而最后被“困于石,据于蒺藜”,关进了羑里监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文王的基本行动准则有两条:一是“利用祭祀”,装出一付顺从之像,参加殷之祭典,以韬光养晦之策,寻求解困的办法;又“利用亨祭”,在国内祭先祖,求其保佑。二是“动悔,有悔,征吉”,居也有悔,动也有悔,那就不如寻找机会拼力一搏,冲出险境。

据《史记·殷本纪》载:“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并“赐之弓矢斧钺,便西伯得征伐。”文王就借这一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这时发生了虞芮之争、伐密须、平崇侯虎,这在《解》卦中有记录。《解》卦辞“利西南”,上面的《蹇》卦“利西南,不利东北”,这与《坤》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利周而不利于殷,所以文王以西南为根据地,不断扩张,文王采取的策略就是一个字——“解”。“解”有两音两义,读xiè时为分判、离析、分开,读 jiě时为缓解、解除,文王就是用这样两手打击敌人,团结朋友,发展自己。

爻辞说“君子唯有解”、“解其拇,朋至斯孚”,这是对朋友而言的。《史记·周本纪》载,文王曾“断虞芮之讼”。虞、芮是周的两个邻国,地处宗周东北,是进攻殷的必经之路,两国因争地发生了矛盾,当然是文王首先要解决的了。文王用感化的办法使两国合好了。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大,《诗经·緜》说:“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其生,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御侮”,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奔周,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等先后归顺文王,为伐殷和以后建国做了人才上的准备。

爻辞“负且乘,致寇至”说的是密须的侵扰。密须在周的西北(亦是殷的西南),经常为患于周。“密有不恭,敢距大邦”(《诗经·皇矣》),文王为解后顾之忧以出击中原,对密进行了讨伐并取得了胜利。

爻辞“公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说的是文王伐崇。崇是殷的门户,筑有高大的城墙,“崇墙言言(高高)”、“崇墙仡仡(乾乾)”(《诗经·皇矣》,下同),可见城墙高大而又坚固,故说“高墉”。“公”指文王,《史记·殷本纪》载:商纣时“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隼”是一种凶猛的鸟,以喻崇侯虎。“帝为文王,询而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文王会同了兄弟诸侯共同伐崇,取得了胜利。“执(捉)讯(俘虏)连连,攸馘(割下左耳)安安”,故“获之,无不利”。伐崇的胜利使文王完成了伐殷的战略准备,文王也将国都从岐迁到了丰。

史书记载“文王”是谥封,实则在他生前就已称王。《史记·周本纪》载: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甲骨文记载了周文王受封西伯之事,“王其又(祐)太甲,周方白(伯),□王(惟)足不(丕)ナ(佐)于受又(有)又(祐)”(转引自《西周史》)。这片甲骨文记载了周文王求祐于商先王祖先太甲,希望册封“周方伯”后能得到保佑。这片甲骨文是商朝时期的,册封时称文王为“王”,可见在册封前文王就已经称王。《升》卦说的就是他称王时的情况。

《易经》的卦辞和爻辞反复呼唤“利现大人”,有六处之多,而至《升》卦辞是“用见大人”,至此后再也不提此事了,这个“大人”就是文王。“利见”,是有利于出现的可能;而“用见”,是有了出现的条件和机会。用什么“见”呢?用“升”!在“升”之时将出现有德的君王。“南征”,《帛书》作“南正”,“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南东上”(《礼记·明堂》),君王是坐北朝南,而爻辞却紧紧扣住这个“南征”的大人出现,步步设辞:允升——利用禴——升虚邑——亨于岐山——升阶,层次分明。《象辞》把上面的内容依次释为:志行也——有喜也——无所疑也——顺事也——大得志也,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登基大典的全过程。文王称王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联合各路诸侯共同伐殷,但他也有忧患意识,爻辞“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在昏暗的政治条件下,虽说称王,但仍要自强不息。

《泰》和《归妹》爻辞都提到“帝乙归妹”,看来,这在殷周时是一件大事。“归”是女子出嫁,“妹”,少女。帝乙是殷王高宗,纣王之父,他嫁女给周文王,本是想笼络周人,可在朝野上下和各诸侯国主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王也非常重视,《诗经·大明》载: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佑命尔,燮伐大商。

由此可知,此“妹”是个莘国的女儿,长的美若天仙。又据《诗经·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知其名叫“太姒”。文王备了聘礼亲自迎接,在渭河上把船联结起来作为桥梁,可见婚礼之隆重!周有两个最伟大的女性,一个是文王的母亲大任,再一个就是文王之妻太姒。太姒为文王生下了包括武王、周公、康侯等十个(一说八个)儿子,而恰恰就是这些儿子完成了灭商的大任。

太姒在周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武王在《泰誓中》说:“予有(治)乱臣十人”,其中就包括太姒,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女官,所以在《易经》中多次提及。太姒是以妃的身份下嫁的,这在爻辞中作了忠实记录:“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君”这里指正室,“娣”是偏室,偏室穿的衣服比正室还漂亮,这似乎的夺嫡之嫌,然虽说像天仙般美丽但却不盈満,始终保持谦虚之德而获吉祥。从爻辞“女子贞不字”(《屯》)、“我仇有疾,不能我即”(《鼎》)、“女承筐无实”(《归妹》)推测,文王正妻可能是多病不能生育,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她所生的后代;但文王对正室的感情还是很好的,《讲诗经·思齐》说,文王“刑于寡妻”,“刑”,就是“法”,说文王以礼法对待其妻,“寡妻”就是没有儿女的正室。又从“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困》)来看,有可能在文王囚于羑里时,正室就病死了。因现存的《诗经》、《尚书·周书》都是周人写的,没有提及此事。

《易经》对太姒作了很高的评价:“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以祉元吉”(《泰》)。太姒为周王室的兴旺发达、生息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孔子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始终也”(《归妹·彖》)。

“帝乙归妹”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以史解易,以易证史”,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

(二)贯穿《易经》的一条主线是“灭商”

“翦商”的政治方针,经公亶父——季历——文王三代的努力,最后重任落在武王肩上。

武王东观兵,孟津会诸侯 文王在伐崇后的第二年就死了,武王担当起伐殷的重任。《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这一次实则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武王看到时机尚不成熟,敌强我弱,遂又退兵。又过了两年才大举伐纣。这段历史在《易经》中多有记载。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东观兵”时: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于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即渡,有火至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云。

古《尚书》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将“俯取以祭”写作“出涘以燎”,这是一个卦象。鱼出泽中,火燎于下,正合“泽火革”之卦义。殷喜白,周喜红,红火烤白鱼,又有瑞鸟来贺,有伐殷必胜之象。但“能事鬼神”的周公却说:“恐恃之。”大概他看到鱼能跃上船,说明它还有生气,火本应上炎却复于下,时机还成熟,武王同意周公的意见。

八百诸侯会于孟津,同仇敌忾,《革》爻辞“初六,巩作黄牛之革”,是说这种会盟巩固得像用黄牛皮制成的革捆起来那样,牢不可破,诸侯们齐说:“帝纣可伐矣!”可武王却审时度势,说:“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武王在会盟大会上发表了三篇讲话(见《尚书·泰誓》),这就是爻辞所说的“革言三就”。这次会盟定下了伐纣的日期,即“巳日乃革之”,这与卦辞“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是一致的。如果说卦辞是文王所作,那么,“巳日乃孚”当是文王的遗嘱了!“巳日”是阳气上升、阴气渐消之时,而武王伐纣恰是“癸巳始发日”,这大概是巧合!

时机成熟,武王伐纣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疪、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毕伐’”(《史记·周本纪》)。

据《尚书·微子》载,当纣将灭亡之时,殷之大臣有次密谋,每人态度不一,这在《遁》、《明夷》等卦中亦有反映。微子“数谏不听,遂去”,“明夷于飞,垂其翼”、“用拯马壮”,速速离去而奔周,以保持殷之后嗣(微子是纣之庶兄),此乃“好遁”。王子比干“逎强谏纣”,“三日不食”,最后被剖心而死,此乃“尾遁”。箕子(纣之诸父)久谏不遂,便装疯躲过了灾难,这就是“箕子之明夷”,乃“嘉遁”也。武王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伐纣。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会诸侯时“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师》卦辞“贞丈人吉”,爻辞“在师中,吉,无咎,王三赐命”,说的就是此事。古称祖考为“先亡丈人”(在《易经》中唯此说“丈人”),这里是指载在军中车的木主文王,武王是以文王的名义发布伐纣命令的,故说“王三赐命”。武王发布伐纣命令说:“尚桓桓,如虎如貔,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这就是《革》卦所说的“改命”,“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对待俘虏则要“田有禽,利执言”(《师》),放过前来投降的人。这场战争不像史书上说的“兵不血刃”,而打得非常残酷。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帝纣闻武王来,亦发雎七十万人距武王”(《史记‘周本纪’》)。《尚书·武成》说是“流血漂杵”。《离》爻辞说“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突然发起攻击,战场火光一片,横尸遍野,到处丢弃的战车、战马,“师或舆尸”、“弟子舆尸”(《师》),尸体用车来拉,可见死伤是相当惨重的。纣王看大势已去,“反人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大概应了“火烤白鱼”之卦象。武王砍下了们的头,悬于白旗之上,这真是“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殷都“城复于隍”(《泰》),“阒于其人,三岁不觌”(《丰》)。

胜利庆典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纣是在“二月甲子昧爽”,史书多记载了这一天的天文情况: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竹书纪年》)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律,辰在于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国语·伶州鸠》)

二年甲子日,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尚书古今文注疏》引桓谭《新论》)

中国夏商周历史断代专家们确定,武王伐纣这一天是公元前一0四六年一月二十日(甲子日),这一天,天上出现了彗星。彗星俗称“扫帚星”,认为这是不吉利之星。《丰》卦记录了这一罕见的天文现象,并以此设的卦辞和爻辞。

“日中见斗”、“日中见沬”这是一种奇特的天文现象。“斗”是北斗星,“沬”是北斗星的一个辅星,本来就很暗淡,这两棵星只有在夜晚才能见到,白间见到北斗星和沬星,说明天空非常昏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丰其蔀”、“丰其沛”。“蔀”是“复暖”之义,即阳光被遮蔽,不明亮,这里指彗星。“丰”和“沛”都是盛大之貌。彗星横亘天空,遮天蔽日。可这时武王要举行庆祝大典,“往得疑疾”,人们产生了疑虑,占卜的结果告知“勿忧,宜日中”。“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史记·天官书》)。日中见斗,说明一个新的君就要出现了,故“遇其夷主”、“遇其配主”。至于那个倒霉的扫帚星,是应在殷纣身上的,故庆典照常举行,武王发表讲话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开国成家,分封诸侯 武王克殷后,建立了西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师》爻辞“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说的就是此事。“大君”指武王,因当时尚未称王,故称“君”。“开”即是“封”,“国”指诸侯,“家”为都邑。“开国承家”就是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的领地。《尚书·武成》载:“列爵惟王,分土为三,建官惟贤。”即按公、侯、伯、子、男五等排列爵位,按三个等级分配土地,论功行赏,分封诸侯任用贤人,小人没份。

(三)周公摄政,巩固新生政权

武王在灭商以后的第二年就病了,又二年逝去。当时武王之子成王尚幼,由周公摄政。在这七年时间里,周公用了三年东征平定殷乱和东夷族,营建了东都成周(洛邑),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还政后仍主持殷地事务,对新生的西周政权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公“损下益上”,为武王祈祷 武王在克殷第二年就病了,这在周王朝可是一件大事。《史记·周本纪》载: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廖。

此事在《尚书·金滕》中有详细记载,《易经》也记录了这一事。

都说《损》卦是“损下益上”,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其实说的是周公以身自代为武王祈祷之事。武王病后,大臣们都很焦急,太公、召公说:“我其为王穆卜”(《尚书·金滕,以下所引均出此篇》),即共同为武王进行占卜,而周公打算以自己的生命作质,求先祖保佑武王平安。“弗损益之”,不要损伤武王,而是要增益他,“无坠天之降宝命”。“已事遄往”,“已”,《帛书》作“巳”,“巳”与“祀”通用,即祭祀之事不可躭误,应速速去办。至于祭品可以从简,“酌损之”,“曷为用?二簋可用享”,周公只是清理了一块地方,分别为太王、王季、文王设了三个祭坛,祭坛上放了块璧玉,手拿着圭,可见仪式之简单。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说周公“自以为功”,不牵连他人。“三人”指太公、召公和周公。“友”,助也,保佑之义。用我周公一个人作质就够了,我“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先帝会保佑武王平安的。为此周公甚至用了威胁性的语言:“我先王亦永有归依”,是说:只有武王病好了,才能“定尔子孙于地”,并能保他们的平安,否则不但“得臣无家”,就连你们也不会得到安宁。这一招还真灵,“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转了。

周公是武王的兄弟,又是臣子,此举是出于公心,也是出于私心。此事后来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周公平定殷叛以后,杀管叔、放蔡叔,这二人是周公之兄、成王之叔,因而君臣曾发生了误会。后来成王见到了藏在匣子中的上面的祷告之辞,受到了感动,才亲迎周公还朝,这件事在《易经》中有所反映并不奇怪。

周公东征,平定殷叛 武王伐纣以后,对原殷各项政治、经济乃至风俗习惯都没有大的改变,武王封纣王之子禄父管理殷之行政事务,派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三监”,监督殷地事务。武王病后第二年就死了,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和蔡叔是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兄长,他们借口周公摄政对成王不利,勾结东夷发动了叛乱,这在西周、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桩大事。如何处理这意外发生的事件,在朝中发生了严重分歧,这在《尚书·大诰》中有记载,《比》卦记录的就是此事。

《比》卦实则讲的是诚信。《说文解字》:“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有比辅、亲密之义。“比”有几种情况,“有孚比之”,是心怀诚信与人交往;“比之内心”,是出自内心与人交往,这都是诚信之比。但是,不能“比之匪人”,就是说不能与不正派的小人交往过密。现在诚信发生了危机,“不宁方来,后夫凶”,远方传来了坏消息,而且发展下去后果将会很严重。是什么消息呢?需要占卜一下,“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尚书·大诰》,下所引均出此篇),用文王留下的大宝龟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是:

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不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疪,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下并吉。

这也就是卦辞所说的“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原筮”就是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宝龟告知:殷地的残余势力要想复兴旧国,正在蠢蠢欲动,图谋我们的国家,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周公说服众臣,决定平叛,在爻辞中还制定了几项政策:一是“显比”,光明正大地、无私无畏地去平叛,不含有私心杂念。二是“王用三驱,失前禽”,大军长驱直入,不杀俘虏,放过前来投诚的人。“失前禽”与《师》卦“田有禽,利执言”是一个意思。三是“邑人不诫”,对城里不抵抗者不杀。四是“比之无首”,只处理不讲诚信、带头闹事者,对他们要处以极刑,砍了他们的头!

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平定了殷叛,“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史记·鲁世家》),还平定了东方各国,使新生的西周政权得到巩固,作出了重大历史性的贡献。

营建洛邑,还政成王 武王王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国家长治久安,在死前就嘱托周公想在东建一个新都。周公继承武王遗愿,在平定殷叛后,越发感到建新都的必要性,便着手建洛邑。洛邑建成后,周公就还政给成王,这在《尚书·洛浩》中有记载(以下所引均出此篇),《益》卦说的就是此事。

爻辞“初六,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说的就是建洛邑之事。“大作”即大兴土木。“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看来,营造洛邑是太保召公和周公两人共同操办的。“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说的是周公营建洛邑前占卜选址之事。“公既定宅,伻(使)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这说明,周公选定地址后,将地图和占卜的结果告诉了成王,成王很满意,与周公有共同的认识。“王用亨于帝”,是说新邑建成后,成王前去视察。“肇成殷礼,祀于新邑”,成王在新邑以殷礼仪接见诸侯,并祭典先帝,“用牲于郊,牛二”祭天,次日“乃社于新邑,牛羊豕”祭地可见场面之大,祭品之丰,心地之诚。

“六二,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说的是一段往事,即前面提及的“金匣藏书”一事,君臣曾经发生过误会,成王说:平叛是我命令你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心中充满了诚信、信任之情。“告公用圭”的“圭”,是帝王、诸侯为官的玉制信物,这里引申为史册、公告,“王命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成王诚心地让周公留守新邑,治理殷地,并将此事记录在册,告知先王。这就是爻辞所说的“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周公答应了,并说:“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忠诚先王成业做诚信的表率,与百官一起治理人民。爻辞“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实际是一句誓言,犹说没有诚信,不但不能增益他,还要攻击他,凶事将要降临在他的身上。

都说《益》卦是“损上益下”,实则是周王朝内部权力分配。成王将管理殷地之行政事务交给了周公,对国家的权利是一种“损”,而对周公来说则是“益”,损和益的基础是“孚”,“有孚中行”、“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双方都以诚相待。

周公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随文王,佐武王,辅成王,伐殷纣,营洛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尚书·周书》的大部分文献都出自于周公之手,或是史官记录周公的言行,从上面对照式的解释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易经》的爻辞是周公所作,卦辞若是文王所作,也是经过了周公的修改、润色。西周至周公还政以后的历史事件,在《易经》中就再也没有反映了!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历经种种坎坷与考验,或褒或贬,时衰时兴,却依然默默地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

    《周易》这部书,讲的是理、象、数、占。从形式和方法上,好象专论阴阳八卦的著作。但实际上,它论述的核心问题,是运用一分为二、对立与统一的宇宙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揭示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对立与统一的法则,并运用这一世界观,运用八卦预测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各种信息。《周易》内容十分丰富,设计的范围很广,它上论天文,下讲地理,中谈人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从帝王将相如何治国到老百姓如何处世做人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周易》是我国预测学、信息科学的起源与基础。《周易》中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不仅系统地记载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和医学方面反映出来的,潜藏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信息,同时还有预测信息的宝贵方法。

    《周易》中,运用八卦预测信息的方法的发明,正是我国人民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疑难之事,不是求助于偶像,而是运用通过八卦今昔信息预测的科学方法,预测自然和人事吉凶方面的有关信息,对一切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是个储存量很大的信息库。

    《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写下了六十四卦的卦辞,后在春秋时期,圣人孔子著了《易传》。

    《周易》也叫《易经》,至少从战国时代起,就被看作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后来被列为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指周代,""是变化的意思,按照古书记载,易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春秋时代,《周易》作为占筮书流行,不断有人对它进行解释和研究,其中包括孔子,到战国时,便出现了《易传》七种十篇,称为"十翼"。后来《易传》被编入《易经》,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

    《周易》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有人主张《周易》是一部筮书,有人主张《周易》是一部历史书,也有人主张《周易》是一部哲学书等。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周易》是一部筮书。中国早期的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认为在事物背后有某种神秘力量支配着世界上的一切。因而就产生了对神的崇拜,遇事向神请示。占筮是这些特定方式之一。占筮的范围很广,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社会生活中的祭祀、战争、生产、婚丧嫁娶、商旅等,都包括在内。把占筮过的事和结果记录下来,经过选编,加上作者的说明和评论,就构成了《周易》的基本内容。《周易》虽然在形式上是占筮书,但内容却广泛地记录了西周社会的各个方面,包含了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周易》随着政治变迁,理论需求以及自身地位变化,其性质也有所不同。

    《周易》包括""""两个部分。

    "" 经文分为"上经""下经"两部分。 一共有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组成。六十四卦由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重叠济变而来。每个卦画都有六行,爻分阴阳,阳性称为"",阴性称为""。从下向上排列成六行,依次叫做初、二、三、四、五、上。六十四个卦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标题与卦辞、爻辞的内容有关。卦辞在爻辞之前,一般起说明题义的作用。爻辞是内容的主要部分,根据有关内容按六爻的先后层次安排。

    ""一共七种十篇,分别是:《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叫做"十翼",意思是说""是附属于""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的内容。《彖》是专门对易经卦名和卦辞的注释。《象》是对易经卦名及爻辞的注释。《文言》对《乾》、《坤》二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系辞》是《易经》的哲学纲领,其内容博大精深,是学易必读之篇。系辞是易传十篇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字。它是我国古中第一部对易的产生、原理、意义及易卦占法等,全面、系统的说明。它阐发了许多从易经本文中看不到的思想。系辞与彖、象不同,它不是对易经的卦辞、爻辞的逐项注释,而是对易经的整体评说。《说卦》是对八卦卦象的具体说明。是研究术数的理论基础之一。《杂卦》将六十四卦以相反或相错的形态排成两两相对的综卦和错卦,从卦形中看卦与卦之间的联系。与序卦研究的角度不同。《序卦传》讲述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实际上,""的作者主要是借解说经文来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

附:宗教场所卜卦不违法
南方都市报 2002-07-19 09:31:19

    宗教场所卜卦不违法
    北京出台相关条例,放开对算命等活动的限制
   
本报讯 今后北京市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病等活动将不再违法。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昨天通过的《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草案修改稿)》放开了对上述行为的限制。
   
据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志坚介绍,在《条例(草案)》的第十九条中曾明确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内不得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病等活动。"这一规定遭到一部分委员的反对,他们认为,上述行为是宗教教义中允许的,如果禁止可能会干涉正常的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这些活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大,没有必要在法规中作强制性的规定。因此,昨天通过的宗教法已经删除了该项规定。
   
此外,北京市还将允许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外经营宗教艺术品、宗教用品和宗教出版物,允许宗教团体按照有关规定开办宗教院校、宗教培训班等。同时,该法规还详细规定了宗教活动的范围、宗教财产的保护、宗教涉外事务的原则等等。
   
针对该法律中没有对邪教作出相应的规定,有关人士指出,邪教并不属于宗教,因此将不受这部法律的保护。

(钟欣)

一段湮沦的易史

    二、已经失佚了的《连山》和《归藏》

    《周礼·筮人》说:“筮人掌三《易》之法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是夏代之易书,《归藏》是商代之易书,《周易》当然就是周朝之易书了。这段易史本来是可以连接的,但不幸的是《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佚了!

《尚书·洪范》载,箕子说:“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在殷周时,三易还并存,太卜掌握着三易之法,对一个事物由三个人用三种方法卜筮,两个人占卜的结果是一样的就可信。春秋时,孔子还见过商易,《礼记·礼运》载孔子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就是以《坤》为首卦的商易。后汉桓谭在《新论》中说:“厉山(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据此推测,此书没有毁于秦始皇之焚书,后汉时此二书尚存,以后却亡佚了!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古籍中的只言片语来窥其一斑了。

《连山》是夏代(约公元前2300——前1800)的易书,传说是因袭伏羲《山坟》易演化而来。《连山》以《艮》为首卦,这大概是与夏人崇拜山林有关。《国语·周语》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当时人们以渔猎为生,活动在山林江河之中,天天以山林为伴,认为山有灵气,其气上升可与天相接,故名易为《连山》。

《归藏》是商代(约公元前1800——前1200)的易书,以《坤》为首卦,传说是由炎帝的《气坟》演变而来。坤为地,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她承载万物,将万物归而收藏,表明了商人对地的崇拜;坤又为母,又表现了商人尚母的思想。

《连山》与《归藏》有两个共同点:

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八个经卦、六十四个别卦,只是排列顺序不同,这在出土文物已经得到证明。1950年,郭宝钧先生在安阳四盘磨SP11探方中,发掘到三块卜骨,其中一块横刻三行文字。1957年,唐兰先生对卜骨文字进行考证,认为其数目字分别为“五、六、七、八”,两行的最后一个字是“隗”和“鬼”。1978年,张政烺先生在一次古文字研讨会上提出,“五、六、七、八”是四个特定数字构成的复合符号,就是由老阴、少阴、老阳、少阳所构成的卦。1980年,先生又指出,“七八七六七六”是《未济》( )卦,“七五七六六六”是《否》( )卦,“八六六五八七”是《明夷》( )卦,这就揭开了“数字卦”的秘密。之后,先生又从甲骨上、铜器上收集到33个“奇字”,将其释为32个卦,其中有25个是六划数字卦。这种数字卦已被易界广泛认可,并认为它形成于商朝早期,这也就验证了高亨在1943年所说的“重卦之理,至晚当在殷代”(《周易古经通论》)。

有人说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演,从事物的发展和人的认识规律来看,是不可能的。刘运兴在《三易名义考》中说:“羲农时当洪荒远古,由文化发展规律而言自无重卦可能,其筮卦当不出八卦范畴。夏禹脚跨文明门槛,治理洪水,揉和万邦,其思维认识水平完全可以达到在传统筮卦基础上建立系统的可能。”

另个共同点是:《连山》和《归藏》都有卦辞和爻辞。后汉·桓谭在《新论》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虽说现在已不得而见,但在古籍中尚可以寻到蛛丝马跡。《左传》和《国语》中就引用了二十多处《易》的卦辞和爻辞,而现存《周易》中没有。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厉公让太卜占筮,得《复》卦,卦辞是“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又如《左传·僖公四年》载,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命卜史占之,得繇(占辞)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僖公·十五年》又得《蛊》卦,卦辞是“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另外,《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里’。” 这些卦辞在《周易》中都是没有的,可以推断,在《周易》之外还有易书是有卦辞和爻辞的,这只能是《连山》或《归藏》。

《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这在古代可以说是宏篇巨作了!在没有文字的古代只能靠口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甲骨文也是无法记录的。虽说春秋以后有了竹帛书,可要想把这么多文字刻录下来,并非易事;就是刻录下来,恐怕也得装上几车,所以只有在朝庭卜吏手中掌管,可以说是“孤本”了,不能向民间转移,这样失传的概率就很高了。《周易》也是五千余言,可此时刻书技术已经比较发达,可以刻录若干本,并向诸侯国和民间转移,使之得以保存。

《山坟》、《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佚,使得这段易史变得模糊了,易界的专家、学者苦苦追索,想填补这段易史,无柰史料缺乏,尚不能如愿,这只有期待更多的文物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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