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秘密的科学揭示

高  凡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易》是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先人们“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有了深刻的认识，将其分为阴和阳，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开宗　明义：“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法则。”“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就是规律、准则。阴��和阳��这两个符号是简约的，但却是不简单的。阴和阳、天和地、柔和刚、静和动，这都是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天就没有地，没有柔就没有刚，没有静就没有动，它们是互为条件而存在的。“天地絪緼”、“刚柔相摩”、“动静有时”（《系辞》），在相互交感过程中，万物生焉。所以说，这阴和阳两个符号，是古人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通过摸索、积累和升华，抽象出来的宇宙法则，它是唯物的，是符合辩证法的。既然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由它而推演出来的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也是正确的。推演必须遵循正确的规则，否则，在正确命题下也可能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以阴阳这两个符号为前提，两两组合，只能出四象；三三组合，只能出八卦；六六组合只能出六十四卦。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这推演出来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就是天地之数，是宇宙的数学和形体模式，它以鲜明的视觉和深遂的哲理，揭示了宇宙变化的规律，它是科学的。

《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天地间万物都包含在这套符号体系中了。它是从实践中来的，反过来，它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现代科学的天文、地理、物理、化学、

数学、建筑、生物……无不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孔子非常重视《易》的科学价值，他在《系辞下》用较长篇幅说明了古代的发明与符号的关系，现摘录于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孔子说，网罟、耜、易市、楫舟、臼杵、弓箭、宫室、棺椁、书契等等的发明，都是受到了卦象的启发。虽然这些说法有些牵强，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强调《易》的致用性和它对生产、生活的指导作用。

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易》之秘密，验证它的科学性。

为《周易》正 名

    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像《周易》这样古老，这样神秘，这样博大精深，被誉为华夏文明之源。三千多年来，历代各家各派无不从中汲取营养，创立、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一些学者为之献出了毕生心血，研究著作浩如烟海；并走出国门，为六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所关注。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周易》被披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以至于见不到它的本来面貌。本文将为其正名，还其“卢山真面貌”。

    一、为《周易》书名正名——《易传》不是《周易》，《易传》所解不完全是《周易》的本义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这是在现存典籍中最早出现《周易》书名的。之后，《左传》中多次提及“《周易》有之”，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周易》已经成书，并开始由周王室向诸侯国及民间扩散、流传。当时虽说没有《出版法》，但《周易》的书名已约定俗成，此书名唯《周易》所专有！

   《周易》问世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无不在《周易》中汲取营养，来完善、丰富自己的理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尤为注重《周易》，据《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书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这里所说的孔子著作是：《彖传》、《象传》、《系辞传》（以上三篇各分上下）、《说卦传》、《文言传》，加之《序卦传》和《杂卦传》共十篇，合称《十翼》，又称《易传》。这些注释《周易》的著作是否孔子所作，自宋朝以来就有争论。孔子作学问的态度是“述而不作”，由其弟子将他的讲话整理出来而成书。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就有孔子与他的弟子讨论卦、爻辞的记录，约一万一千多字。还出土了《系辞》和“说卦传”的部分章，这说明《十翼》确是孔子所作。

   《周礼·春官·太卜》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与《归藏》已失传，唯有《周易》流传于世。《周易》与《易传》原本是分开独立成册的两部书。汉朝独尊儒学，将儒家之书称之为“经”，把《周易》更名为《易经》，列为群“经”之首。如果只变更一个书名也就罢了。东汉郑玄将《易经》和《易传》合为一书，但乃各自成篇。三国魏时王弼，第一次将《易传》中的《彖传》、《象传》两篇拆开，分别列于六十四卦各卦辞、爻辞之后，并把《文言传》配于《乾》《坤》两卦之后，而统称为《周易》，这样就把宣扬儒家思想的《易传》硬塞进了《周易》之中，从而改变了《周易》的原本思想。虽几经变动，但现行的仍旧是这样的版本，误人两千余年！

    《周易》与《易传》产生的历史年代是不同的，反映的思想意识也不一样。“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史记·太史公自传》）。这五百年间，历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孔子是五十岁才看到《周易》的，他从《周易》中汲取了营养，发展了儒家思想，这本无可非议；可反过来，后人把儒家的思想也说成是《周易》，这就让人不能理解和接受了。

     孔子解易，功不可抹，但其所解不完全是《周易》的本义，让我们以《乾》卦卦辞为例说明之。《乾》卦是六十四卦首卦，卦辞只有四个字：“元亨利贞”，其义非常简单明了：贞得此卦吉利，大为（或始为）亨通。可附在此卦后面的《文言》却说：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孔子把“元亨利贞”解成了“仁礼义固（信）”，这那里是《周易》的本义！“仁义礼信”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易传》作者却把它硬贴在了“元亨利贞”上！

    别的姑且不论，就从“贞”字说起。

    1930年，李镜池先生在《周易筮辞考》一文中，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

    许慎的《说文解字》，虽是得人赞扬信奉的一部字典，但它说：“贞，卜问也”，可是总没人肯相信他这个说法；单瞧见《彖传》上“贞，正也”一个解释，便大家死死地拘守着，竟贯彻二千年来《易》学家的脑髓，无人敢发生异议。直到大批的殷虚甲骨发现，卜辞中几乎每条都用着这个“贞”字，于是“贞”的本义才恢复。

    李老先生过于乐观了。事又过去了70余年，陆续出版的《易》书对“贞”字仍以“正、固”解，对“圣人”之说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这里必须多说几句。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典，大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作者许慎编此书的目的，主要是驳斥当时“今文学家”解《五经》的一此错误说法，他本人被誉为“五经无双”，他对古字古音的解释应该是有权威性的。《说文解字》对于“贞”的解释很简单：“卜问也，从卜贝。”，又“卜，灼制龟也，象灸龟之形。一说象龟兆之，从横。”又“占，视兆问也。”这卜、贞这两个字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多有出现，现举几例以说明之。

    乙亥卜，尹贞：王宾，大乙祭，亡 卜 。贞，亡忧。

    癸酉王卜，贞旬亡戾，王田乚曰：“大吉”。在九月，甲戊，翌戈甲。

    戊戌王卜，贞田噩，往来亡灾，王田乚曰：“吉”。获狐一。

    甲申卜，贞王宾祖甲祭，亡尤。

    辛未卜，王贞，今辛未大风，不佳田乚。

    （以上均转引自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

     仅从以上几例就不难看出，这里的“卜”和“贞”是通用的。“卜”说的是占卜的时间，“贞”是贞人或占卜的事情；如果将占卜的结果告诉人家，那就是“占”了。“贞”字根本没有“正固”的意思，一点都没有！

    显而易见，孔子是用儒家思想来解《易》的。单就“贞”字而言，在4929字的《周易》中就有111字，而且都在关键部位，仅这一字之差就影响了对全篇的解释。李镜池先生气愤地说：

     一部《周易》，劈头第一句话的句读尚且这样胡分乱断，其它的附会可想而知。《文言传》作者（？）把假圣人的法宝祭起来一罩，后来的《易》学家都俯首贴耳的信从，自今日观之，不禁替他们可怜。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要还《周易》的本来面貌。《易传》应与其他诠注《周易》的书一样单独成书，不应与《周易》平起平坐。《易传》从《周易》中汲取了营养，充实和发展了儒家思想。这就好像果树嫁接一样，在一棵山杏上嫁接了苹果，苹果比山杏花美、果实大、味道甜；但苹果终究是苹果，它不是山杏，我们不能忘了“本”。现在我们是要研究这个砧木是什么，以便让后人再在上面嫁接更多的树，长出更好、更大的果实。

    二、为《周易》作者正名——《周易》是文王和周公旦合作的产物，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改、润色、完善

   《周易》的作者一直是一个迷，众说纷纭，为了论述方便，现将主要说法摘录如下（这里不包括《易传》作者）：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近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传》）

    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史记·太史公自传》）

    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记·日者列传》）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以上论述是说两个问题：一是伏羲氏作的八卦，二是周文王演八卦为六十四卦。然而没有说明《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到底是谁所作。

    《周易》的作者巧妙地把卦辞、爻辞嫁接在了八卦、六十四卦的阴阳符号上，形成了一部奇特的“天书”。易学家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八卦、六十四卦和《易传》的作者上，无休止地争论了两千多年；可卦辞、爻辞的作者到底是谁，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卦辞、爻辞才是《周易》活的灵魂。只有知道了《周易》的作者及其设卦的年代，才能了解卦辞的真正含义，这才是解开《周易》“密码”的钥匙。

    第一次提出《周易》作者的是宋朝朱熹。他在《周易本义》中解《系辞上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时说：

    彖，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为爻辞，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面而言。变，指一节而言。

    朱熹将卦辞和爻辞的作者分属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父亲出题，儿子作文，是父与子的合作产物。我们的讨论也就以此展开吧。

    周族是夏商时后起的一个姬姓部族，相传始祖为后稷，传十五代到文王。周第十三代先祖，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爷爷，他的最大业绩是迁都至岐阳周原。为什么又要迁都？史书上有许多说法，但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诗经·鲁颂·閟宫》了：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翦”同“剪”，除掉之义。看来自公亶父迁都至岐阳周原开始，就立下了灭商的决策。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历经四代才完成了灭商的大计。

    文王之父季历继承先祖遗愿，为灭商不断积蓄自己的实力。据《竹书纪年》载，他有显赫的战功，商王大丁看见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就把季历给杀了。

    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商、周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周文王继位之后，更加致力于扩张自己的势力，据《史记·周本纪》载，他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等，均取得了胜利，使“三分天下有其二”。周的强大使商大为震惊，故将文王关进了羑里国家监狱。

    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周文王，在羑里监狱长达七年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我们猜度，他不会违背先祖的遗训，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定是追昔抚今，总结历史的教训，谋划灭商建国的大计。他所能做的就是“演《易》”。《史记·周本纪》载：“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有人据此推测，是文王重演的六十四卦，这是不对的。夏商之易就是六十四卦，文王不过是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次序，并为其撰写了卦辞。孔子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这话是对的。卦辞只有645字，有些隐晦难懂，这与文王的处境有关，身居囹圄之中，失去了人身自由，怎能把话说得明白呢！

    再说爻辞。

    周公事迹在史书上多有记载，这了便于讨论，现将《史记·鲁周公世家》有关章节摘录于下：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兴师东征……。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焕涣如畏然。

    我们说是周公作爻辞有如下几点：

    （一）周公可谓“三朝元老”。他随文王，辅武王，佐成王；灭殷商，平殷乱，建洛邑，从西周建国一直到鼎盛时期，都留下了他的业绩。据《史记》载，《尚书·周书》的绝大部分文献都出自周公之手或记录了周公的言行，而这些文献恰恰就是解《周易》的最好资料，《周易》记录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一些重要思想大多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比如，《明夷》爻辞“箕子之明夷”，《洪范》中记录了武王与箕子的一篇谈话，对理解此爻辞很有帮助。再如《革》卦，就连孔子也承认写的是“汤武革命”（《彖》），这在《牧誓》和其它各篇中可以得到印证。为了进一步说明此问题，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益》卦。《益》卦都说是“损上益下”，可“损”的是什么，“益”的是什么，现通解为“减损上方，施惠于下”，是从物资角度来考虑的。笔者认为，《益》卦揭示的是周朝庭内部权力的分配关系，反映的是周公建成洛邑后还政之事，这在《尚书·周书》中的《召诰》《洛诰》等篇均有记载，我们将《益》的爻辞和《周书》的原文作下机械性对比（《尚书》文字难懂，因本文篇幅所限，谅不作解）。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他可以看出，《益》卦所揭示的是洛邑建成以后，成王来到洛邑举行隆重的仪式，将管理洛邑的大权正式交给了周公，这是周朝的权力下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爻辞与《尚书》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与《周易》同时代的史料本来就很少，除出土的甲骨文外，唯有《诗经》和《尚书》，如果连这些史料都不屑一顾，那《周易》就更无法解通了！若将《周易》所反映的思想与《周书》所载周公的著作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者是一脉相承、互为印证的。

    （二）《周易》中记载了许多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流传的故事，如王亥丧羊、高宗伐鬼方、盘庚迁都、公刘迁豳、帝乙归妹、汤武革命、平殷叛乱、周公相国……，而至周公还政后的历史事件，如康王即位、昭王南巡而卒、穆王南征乃至厉王专利、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宣王中兴、平王东迁……，在《周易》中就没有反映了，犹如历史到此嘎然而止。如若是卜史或其它人所作，这些事件不能不反映。

    （三）周公是深得卜筮之法的，现将《尚书》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篇见书，乃并是吉。（《金滕》，武王病时，周公卜）

    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大诰》，平殷叛前卜）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湹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湹水东，亦惟洛食。伻以图之献卜（《洛诰》，修洛邑前卜）。

    仅从以上几例就可以看出，周公不但深知卜筮之术，还会操作。

    （四）《左传·昭公二年》有如下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这段文字说明，韩宣子是在鲁见到《易象》的，“尽在鲁”是说周礼完全被鲁继承了，“周公之德”是赞扬周公的，并把《易象》与周公联系在一起了。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作！成书于西周初期，约在公元前1153年前。只有弄清《周易》的作者和成书的年代，才能对其进行解读，否则是徒劳的！

    《周易》免遭秦焚书之火而留传于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财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经过了传抄、修改、润色，才有了今天我们手中的这个版本。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帛书周易》和洛阳出土的《汉三经易》相对照，卦序、个别卦名和个别词句有所不同，这说明《周易》还有不同的版本。至于文王和周公所作的最原始的《周易》是什么样，今天已经不可而知！

    三、为《周易》形象正名——《周易》不是“迷信之书”，它与后来的“占卜之术”横向没有关系

    现在一谈到《周易》，人们就与街上摆摊算卦的联系在一起，甚至在辞书中也称之为“迷信之书”，这是对《周易》的最大曲解！

    无可讳言，《周易》是卜筮之书。它的卜筮功能是从八卦符号和文字表述两个方面来完成的。卦辞是总纲，爻辞是分论，将卦辞、爻辞再与阴阳八卦结合起来，去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这种占断方法很难被人掌握，就是古代专职人员——卜史也很难解释清楚。《尚书·周书·洪范》记载了箕子谈卜筮的长篇谈话，他说：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由此可见，一个卜筮的征兆出来以后，用龟甲卜和用蓍草筮两种方法占的结果都一样，自己、大臣、百姓都认同，这样的“大同”实在很难做到！箕子是商朝重臣，殷代是卜筮盛行时期，《连山》《归藏》他应该是了解的，《周易》他应该是有耳闻的，他所谈易应是“至理名言”。

    在《春秋》《左传》《国语》中都记录了一些卜筮事例，现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例：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这是一个卜娶亲的卦，有三种态度：史们说“吉”，文子说“不可”，而当事人却说：这个女的是个寡妇，卦中所说的凶险她的前夫已经承担了，有什么可怕的。可见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卦分歧就这样大，最后还是当事人说了算。

    其实，卜筮就是哲学。《周易》的精髓部分是它的哲理。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用这种手段去了解和认识自然和社会，这是一种哲理的推断。《周易》是根据商周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并吸收了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将其抽象成哲理，用哲学的观点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解决的办法。周公曾对其子伯禽说：“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韩诗外传》，可见，周公也认为《周易》讲的是“道”是“理”。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荀子亦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基其义很明确，只要撑握了易的基本理论，就可以用这些思想的理论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需要什么占卜。

    自西汉以来，一些《术数》相继问世，诸如《纳甲筮法》、《梅花易数》、《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四柱命理》、《堪舆（风水）》等等，不一而足。本文不评价这些《术数》是否是“迷信之书”，只讨论它与《周易》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周易》与《术数》有关系的话，是它们的基础都是八卦、六十四卦。《周易》与《术数》都是在八卦、六十四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们横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周易》与《术数》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周易》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距今约三千多年；而有完整理论的《术数》是产生于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时期。西汉京房作《纳甲法》，距今二千年；北宋邵雍作《梅花易数》，距今一千年；而《六壬》、《奇六遁甲》相传是九天玄女传给黄帝的，真是无稽之谈，充其量也不过是隋唐时的产物。这些不同时代的产物怎么能都叫《周易》呢？据说人和老鼠的基因基本相同，都是一个祖先演变来的，但总不能说人就是老鼠、老鼠就是人吧，道理就这么简单！

    《周易》与《术数》在理论基础上、预测方法上、预测手段上根本不同。《周易》是将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流传故事以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等，抽象为哲理，以文字形式表述出来，通过对八卦符号和文字的解读，从哲理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剖析世界，解释世界，揭示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比如《泰》卦，上坤下乾，三阴三阳，阴阳调合，阴气下降，阳气上升，通泰之象。《周易》作者根据这一卦象，说“小往大来，吉，亨”，这是对《泰》卦象的最贴切的解释。但在爻辞中又告知，通“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是说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而且物极必反，有“通”必有“塞”。接着便是《否》卦，上乾下坤，阴气上浸，故卦辞说“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小往大来”。这是多么深刻的哲理呵！《周易》就是这样，通过阴阳变化和哲理来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指导人们的行为。

    《术数》的理论依据虽说也讲阴阳，但主要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洪范》，箕子说：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虽则在商周时（或许比这更早）就有了“五行”学说，但《周易》并没有采用这种理论。京房《纳甲法》是将八卦配以十天干和五行，各爻配以十二地支；邵雍《梅花易数》是用卦之体用、互变和五行生克；其它各《术数》派别的占法与上基本相同，它们都是利用五行的“生克制化”以实现预测的目的。有人会说：八卦不是也讲五行吗？八卦原本只讲阴阳，“一阴一阳为之道”；是焦赣、京房等人将八卦配以五行的。

    由此可见，《术数》与《周易》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各自打上了自己的时代烙印，它们反映的思想是炯然不同的；它们的理论基础不一样，一个用的是阴阳，一个则用五行；它们的预测方法、预测手段都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哲理，一个是用五行生克制化；它们横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将这两个截然不同又没有联系的学派硬捏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别有用心！

    我国古代各流各派都有“托古”的习惯，喜欢从远古时代找自己学派的宗祖，越古越好，以证明自己学派是“正宗”的。《周易》是“群经之首”，这棵大树好乘凉，各“术数”也就把自己贴在《周易》上，后人干脆就叫《周易六爻预测》、《周易四柱命理》、《周易六壬学》等等。岂不知这是在褒渎《周易》，给《周易》蒙上了不白之冤，造成了一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学术冤案！

    自西汉以来，在易界就产生了“义理派”和“象数派”之争。“义理派”是从哲学的角度对对《周易》进行注释、说明和发挥，提出了“一阴一阳为之道”的命题，认为这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和根本原则。“象数派”是根据八卦的原理，结合阴阳五行、日月星辰、四季物候变化，创立了卦气、纳甲、生克、飞伏、世应、互体等象数模式，用以占卜。两派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不息。所谓争论，应该是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认识而引起的争执。综上所述，《周易》和《术数》是两个概念范畴，《周易》不是《术数》，《术数》也不是《周易》，两者横向根本就没有关系。这场争论的引发，就是因为人为地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混同在一起造成的。

    笔者认为，我们所说的《易学》应该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八卦、六十四卦，这是易学的基础，也是我们重点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努力去解那未知之迷；二是《周易》，这是一本古老的哲学著作，我们应从中挖掘那朴素而又古老的哲学思想，为今所用；三是《术数》，它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它不能再贴金在《周易》上了！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为《周易》正名，是因为它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了褒渎，遭到了歪曲，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已经难以见到它的真面貌。我们努力将其还原到它所在的历史年代，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更多的人了解它、认识它，从中汲取营养，或许后人会“嫁接”出更多更好的果树，结出更丰硕的果实，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服务。当然，笔者清楚的知道，要将其名正过来，是很难的，这需要时间的，需要更多人的努力的，因三千多年的偏见已根深蒂固！可不这样做，对《周易》来说就太不公道了！

易经的思想内容

《易经》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它是“符号＋文字”。作者将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等归纳成哲理，形诸于文字，巧妙地将其嫁接在卦的阴阳符号上。伏羲始作八卦至《易经》成书约三千多年的历史，《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易经》集其大成，赋予“无言符号”以生命，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如果没有《易经》，恐怕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有这套符号系统，更不了解它的含义。《易经》作者在继承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融进了时代信息。

《易经》是一部最“奇”的书，必须是符号与文字一起解才能读懂。

《易经》是一部时间跨度最“长”的书，从洪荒远古时代至商周三千年，又从商周至今三千年，上下六千年，跨越了中华文明的整个时期。

《易经》又是一部最“厚”的书。虽说其文字不过五千言，但它却“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它借重符号系统，反映了天地变化的自然规律，斗转星移，春夏秋冬，昼夜变化……无不囊括其中，所以说它是“科学易”。它又把文字嫁接在卦的符号上，用文字语言揭示了人间苍桑，历史变迁，社会冷暖……，使之与天地之道相融合，故又说它是“人文易”。它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融为一体，天地人间，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其厚度可知，我们读了三千多年还没有读完、读懂！

《易经》是从历史长河中走过来的，它继承了先人的智慧；它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要想与古人沟通，必须回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这样做很难，因西周早期的文献资料不多，出土的文物还很少，但只有这样才能解开《易经》之迷。笔者在《易经正义》中，尝试用“以史解易，以易证史”的方法探讨《易经》的本义，经过“历史还原式”的解释，惊人地发现，《易经》的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博大精深，好像挖掘出一座富丽唐皇的宫殿！

易经的思想内容

一、《易经》是周王朝建国前后的史纲

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周文王，在羑里监狱长达七年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我们猜度，他不会违背先祖的遗训，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定是追昔抚今，总结历史的教训，谋划灭商建国的大计，这在卦辞中可以隐约看出。卦辞有些隐晦难懂，这与他的处境有关，身居囹圄之中，失去了人身自由，怎能把话说得明白呢！

（一）《易经》记录了周先祖政治活动的轨迹

周族起于夏族、商族，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落，相传从始祖后稷起，到周文王时共历十五代。《易经》简约地纪录了周先祖创业之艰难。

王亥丧羊　《易经·大壮》爻辞说：“丧羊于易”，《旅》爻辞说：“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说的是商远祖王亥的故事。《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又《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緜臣也。”“有易”是当时的一个部族，王亥率众放牛羊（或前往交易）于此，而被有易国君所杀，抢走了牛羊，发生了一场斗争。《旅》卦记载的就是此事。爻辞说：“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旅焚其次，丧其童仆”，“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一路艰辛，旅店失火，童仆跑掉，牛群被抢，就连两手操的鸟也被焚了。

《易经》为什么记录了商祖的事迹呢？上面谈及，周来自于商，是个后起部落，商的先祖也就是周的先祖。

公刘迁幽　自后稷第四代传公刘，公刘是周的先祖，他的业绩在《诗经·公刘》中有记载。公刘时期的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到豳，《易经·同人》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同人于野”、“同人于门”是说公刘“匪居匪康”、“爰方启行”（《诗经·公刘》，以下所引皆出此篇），不在家里享清福，而是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家园。“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乘其墉”，是说在迁豳时动用了军队，“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把军队组织起来，分成三组，丈量土地，开荒种地，使土地面积不断扩大。而公刘则“于胥斯原”、“涉则在巘，复降在原”，“乃涉南冈，乃觏于京”，他一会儿登上高山，一会儿来到平原勘测地形，规划土地，选择建宗庙的地址。爻辞说“三岁不兴”是说经过了三年的艰苦奋斗，军民们是“先号咷”，叫苦不迭。据史料记载，公刘是率全体军民的十八个部落的随从人员大迁移，可见其声势浩大，艰难可知，“先号咷”描述了这悲壮的场面。“而后笑”，又洋溢着成功的喜悦。“既顺乃宣，而无永叹”，民心顺畅，再也听不到叹息之声。听到的却是“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公刘将众多的军队安置在水边与民众相互应，爻辞“大师克相遇”，说的就是将军民在新邑安顿下来了。

如果说《同人》卦说的是周先祖公刘迁豳艰苦创业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大有》卦则描述了丰收的喜悦，“大车以载”，足见丰收之硕！“乃积乃仓，乃场乃疆，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收割的谷物上了场院，打完后装满了粮仓、大口袋和小口袋，并做成了干粮，人们安居乐业。

周人是以农业起家的，相传周人始祖后稷就长于农业种植，“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诗经·生民》）。至公刘时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若将《同人》和《大有》卦合起来看，则是记录了周人先祖艰苦创业、农业兴族的历史！

灭商大计的制定与实施　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爷爷，周第十三代先祖，他的最大业绩是迁都至岐阳周原。为什么又要迁都？史书上有许多说法，但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诗经·鲁颂·閟宫》了，载：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看来自公亶父迁都至岐阳周原开始，就立下了灭商的决策。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历经四代才完成了灭商的大计。

文王之父季历继承先祖遗愿，为灭商不断积蓄自己的实力。据《竹书纪年》载，他有显赫的战功，在《易经》中当然也有记载。《解》卦爻辞“田获三狐”说的是季历伐翳之事。《竹书纪年》：“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未济》卦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与《既济》卦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说的不是一个历史事实。“高宗”是商第二十二代君武丁，“鬼方”是商时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克之。”而“震用伐鬼方”则说的是季历伐鬼戎，《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并受到了商王的奖赏：“王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侯库。”

商王大丁看见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就把季历给杀了。

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商、周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文王坎坷的政治生涯　周文王继位之后，更加致力于扩张自己的势力，据《史记》载，他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等，均取得了胜利。周的强大使商大为震惊，故将文王关进了羑里国家监狱。他在监狱里“演《易》”，演《易》不是为了消遣，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的需要，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次序，并为之作辞，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其子周公深得父亲的旨意，为其作爻辞，进一步阐发了其思想，使其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这话是有道理的。

我们说《易经》是周人的政治纲领，文王演《易》是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何以见得？让我们先从《乾》、《坤》两卦说起。

大家都知道，商易《归藏》是以《坤》为首卦的，而文王却以《乾》为首卦，以乾统坤，以坤顺乾，鲜明表明了要以“乾坤颠倒”的气魂去灭商。《乾》卦辞是“元亨利贞”，说明此道是大为亨通吉祥的。《坤》卦辞是也是“元亨”，但却加了许多附加条件。“利牝马之贞”，利于阴性，阴顺阳则可获吉；“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在行动之前，好像看不出吉凶，有所迷惑，可以后就会的所收获；“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对后一句的解释岐义颇多，有的是用先天八卦方位来解，其实“西南”、“东北”指的是商、周当时的地理位置，周在商西南，商在周东北。《蹇》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卦辞“利西南”，与“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对周有利，对商不利，投向西南是周的朋友，奔向东南则是周的敌人。《乾》、《坤》的爻辞对这一思想做了充分的说明。

唐·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引干宝语，对《乾》爻辞作了注释，现转引于下：

澘龙勿用，“言文王有圣明之德，末被时用，当困于羑里，与此爻相合，故取以明‘澘龙勿用’之义也。”

见龙在田，利现大人，“而以文王免于羑里之日当之，故曰‘利现大人’也。”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盖文王反国，大厘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忧中之喜，善补过者也。文（王）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难，增修柔顺，以怀多福，故曰‘无咎’矣。”

或跃在渊，无咎，“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守柔顺，则逆天人之应。通权道，则违经常之教。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故其辞疑矣。”

飞龙在天，利现大人，“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万物既睹，故曰‘利现大人’矣。”

亢龙有悔“圣人治世，威德相济。武功既成，义在止戈。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

干宝的这些论述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探到了《乾》卦爻辞的本义。他对《坤》卦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作如下解释：

阴气过度，以逼阳战……阴阳色杂，故曰“玄黄”……故文王忠于殷，仰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盖欲弥缝其阙，而匡数其恶，以祈殷命，以济生民也。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也。

干宝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指的是武王伐纣之事，两军战于孟津之野，血色相杂，流血漂杵。所以我们说《乾》、《坤》二卦是所反映的内容，是周王朝建国前后的历史纲要，是周王朝的政治纲领，其余六十二卦的卦辞和爻辞都是以此展开的，下面我们略举一斑，窥探一下其真面貌。

在卦辞和爻辞里，对文王的生活轨迹做了较详细的描述，这集中反映在《困》卦。《易纬·乾凿度》说：“文王在诸侯之位，上困于纣。”周是商的属国，文王虽被封为西伯，但纣王却不信任他，“有言不信”，将其“困于酒食”、“困于金车”、“困于朱绂”，有酒肉、有车坐、有官服，就是没有自由，而最后被“困于石，据于蒺藜”，关进了羑里监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文王的基本行动准则有两条：一是“利用祭祀”，装出一付顺从之像，参加殷之祭典，以韬光养晦之策，寻求解困的办法；又“利用亨祭”，在国内祭先祖，求其保佑。二是“动悔，有悔，征吉”，居也有悔，动也有悔，那就不如寻找机会拼力一搏，冲出险境。

据《史记·殷本纪》载：“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并“赐之弓矢斧钺，便西伯得征伐。”文王就借这一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这时发生了虞芮之争、伐密须、平崇侯虎，这在《解》卦中有记录。《解》卦辞“利西南”，上面的《蹇》卦“利西南，不利东北”，这与《坤》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利周而不利于殷，所以文王以西南为根据地，不断扩张，文王采取的策略就是一个字——“解”。“解”有两音两义，读xiè时为分判、离析、分开，读 jiě时为缓解、解除，文王就是用这样两手打击敌人，团结朋友，发展自己。

爻辞说“君子唯有解”、“解其拇，朋至斯孚”，这是对朋友而言的。《史记·周本纪》载，文王曾“断虞芮之讼”。虞、芮是周的两个邻国，地处宗周东北，是进攻殷的必经之路，两国因争地发生了矛盾，当然是文王首先要解决的了。文王用感化的办法使两国合好了。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大，《诗经·緜》说：“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其生，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御侮”，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奔周，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等先后归顺文王，为伐殷和以后建国做了人才上的准备。

爻辞“负且乘，致寇至”说的是密须的侵扰。密须在周的西北（亦是殷的西南），经常为患于周。“密有不恭，敢距大邦”（《诗经·皇矣》），文王为解后顾之忧以出击中原，对密进行了讨伐并取得了胜利。

爻辞“公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说的是文王伐崇。崇是殷的门户，筑有高大的城墙，“崇墙言言（高高）”、“崇墙仡仡（乾乾）”（《诗经·皇矣》，下同），可见城墙高大而又坚固，故说“高墉”。“公”指文王，《史记·殷本纪》载：商纣时“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隼”是一种凶猛的鸟，以喻崇侯虎。“帝为文王，询而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文王会同了兄弟诸侯共同伐崇，取得了胜利。“执（捉）讯（俘虏）连连，攸馘（割下左耳）安安”，故“获之，无不利”。伐崇的胜利使文王完成了伐殷的战略准备，文王也将国都从岐迁到了丰。

史书记载“文王”是谥封，实则在他生前就已称王。《史记·周本纪》载：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甲骨文记载了周文王受封西伯之事，“王其�び郑ǖv）太甲，�χ芊桨祝ú�），□王�ィㄎ�）足不（丕）ナ（佐）于受又（有）又（祐）”（转引自《西周史》）。这片甲骨文记载了周文王求祐于商先王祖先太甲，希望册封“周方伯”后能得到保佑。这片甲骨文是商朝时期的，册封时称文王为“王”，可见在册封前文王就已经称王。《升》卦说的就是他称王时的情况。

《易经》的卦辞和爻辞反复呼唤“利现大人”，有六处之多，而至《升》卦辞是“用见大人”，至此后再也不提此事了，这个“大人”就是文王。“利见”，是有利于出现的可能；而“用见”，是有了出现的条件和机会。用什么“见”呢？用“升”！在“升”之时将出现有德的君王。“南征”，《帛书》作“南正”，“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南东上”（《礼记·明堂》），君王是坐北朝南，而爻辞却紧紧扣住这个“南征”的大人出现，步步设辞：允升——利用禴——升虚邑——亨于岐山——升阶，层次分明。《象辞》把上面的内容依次释为：志行也——有喜也——无所疑也——顺事也——大得志也，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登基大典的全过程。文王称王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联合各路诸侯共同伐殷，但他也有忧患意识，爻辞“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在昏暗的政治条件下，虽说称王，但仍要自强不息。

《泰》和《归妹》爻辞都提到“帝乙归妹”，看来，这在殷周时是一件大事。“归”是女子出嫁，“妹”，少女。帝乙是殷王高宗，纣王之父，他嫁女给周文王，本是想笼络周人，可在朝野上下和各诸侯国主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王也非常重视，《诗经·大明》载：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佑命尔，燮伐大商。

由此可知，此“妹”是个莘国的女儿，长的美若天仙。又据《诗经·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知其名叫“太姒”。文王备了聘礼亲自迎接，在渭河上把船联结起来作为桥梁，可见婚礼之隆重！周有两个最伟大的女性，一个是文王的母亲大任，再一个就是文王之妻太姒。太姒为文王生下了包括武王、周公、康侯等十个（一说八个）儿子，而恰恰就是这些儿子完成了灭商的大任。

太姒在周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武王在《泰誓中》说：“予有（治）乱臣十人”，其中就包括太姒，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女官，所以在《易经》中多次提及。太姒是以妃的身份下嫁的，这在爻辞中作了忠实记录：“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君”这里指正室，“娣”是偏室，偏室穿的衣服比正室还漂亮，这似乎的夺嫡之嫌，然虽说像天仙般美丽但却不盈満，始终保持谦虚之德而获吉祥。从爻辞“女子贞不字”（《屯》）、“我仇有疾，不能我即”（《鼎》）、“女承筐无实”（《归妹》）推测，文王正妻可能是多病不能生育，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她所生的后代；但文王对正室的感情还是很好的，《讲诗经·思齐》说，文王“刑于寡妻”，“刑”，就是“法”，说文王以礼法对待其妻，“寡妻”就是没有儿女的正室。又从“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困》）来看，有可能在文王囚于羑里时，正室就病死了。因现存的《诗经》、《尚书·周书》都是周人写的，没有提及此事。

《易经》对太姒作了很高的评价：“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以祉元吉”（《泰》）。太姒为周王室的兴旺发达、生息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孔子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始终也”（《归妹·彖》）。

“帝乙归妹”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以史解易，以易证史”，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

（二）贯穿《易经》的一条主线是“灭商”

“翦商”的政治方针，经公亶父——季历——文王三代的努力，最后重任落在武王肩上。

武王东观兵，孟津会诸侯　文王在伐崇后的第二年就死了，武王担当起伐殷的重任。《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这一次实则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武王看到时机尚不成熟，敌强我弱，遂又退兵。又过了两年才大举伐纣。这段历史在《易经》中多有记载。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东观兵”时：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于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即渡，有火至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云。

古《尚书》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将“俯取以祭”写作“出涘以燎”，这是一个卦象。鱼出泽中，火燎于下，正合“泽火革”之卦义。殷喜白，周喜红，红火烤白鱼，又有瑞鸟来贺，有伐殷必胜之象。但“能事鬼神”的周公却说：“恐恃之。”大概他看到鱼能跃上船，说明它还有生气，火本应上炎却复于下，时机还成熟，武王同意周公的意见。

八百诸侯会于孟津，同仇敌忾，《革》爻辞“初六，巩作黄牛之革”，是说这种会盟巩固得像用黄牛皮制成的革捆起来那样，牢不可破，诸侯们齐说：“帝纣可伐矣！”可武王却审时度势，说：“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武王在会盟大会上发表了三篇讲话（见《尚书·泰誓》），这就是爻辞所说的“革言三就”。这次会盟定下了伐纣的日期，即“巳日乃革之”，这与卦辞“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是一致的。如果说卦辞是文王所作，那么，“巳日乃孚”当是文王的遗嘱了！“巳日”是阳气上升、阴气渐消之时，而武王伐纣恰是“癸巳始发日”，这大概是巧合！

时机成熟，武王伐纣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疪、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毕伐’”（《史记·周本纪》）。

据《尚书·微子》载，当纣将灭亡之时，殷之大臣有次密谋，每人态度不一，这在《遁》、《明夷》等卦中亦有反映。微子“数谏不听，遂去”，“明夷于飞，垂其翼”、“用拯马壮”，速速离去而奔周，以保持殷之后嗣（微子是纣之庶兄），此乃“好遁”。王子比干“逎强谏纣”，“三日不食”，最后被剖心而死，此乃“尾遁”。箕子（纣之诸父）久谏不遂，便装疯躲过了灾难，这就是“箕子之明夷”，乃“嘉遁”也。武王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伐纣。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会诸侯时“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师》卦辞“贞丈人吉”，爻辞“在师中，吉，无咎，王三赐命”，说的就是此事。古称祖考为“先亡丈人”（在《易经》中唯此说“丈人”），这里是指载在军中车的木主文王，武王是以文王的名义发布伐纣命令的，故说“王三赐命”。武王发布伐纣命令说：“尚桓桓，如虎如貔，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这就是《革》卦所说的“改命”，“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对待俘虏则要“田有禽，利执言”（《师》），放过前来投降的人。这场战争不像史书上说的“兵不血刃”，而打得非常残酷。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帝纣闻武王来，亦发雎七十万人距武王”（《史记‘周本纪’》）。《尚书·武成》说是“流血漂杵”。《离》爻辞说“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突然发起攻击，战场火光一片，横尸遍野，到处丢弃的战车、战马，“师或舆尸”、“弟子舆尸”（《师》），尸体用车来拉，可见死伤是相当惨重的。纣王看大势已去，“反人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大概应了“火烤白鱼”之卦象。武王砍下了们的头，悬于白旗之上，这真是“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殷都“城复于隍”（《泰》），“阒于其人，三岁不觌”（《丰》）。

胜利庆典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纣是在“二月甲子昧爽”，史书多记载了这一天的天文情况：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竹书纪年》）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律，辰在于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国语·伶州鸠》）

二年甲子日，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尚书古今文注疏》引桓谭《新论》）

中国夏商周历史断代专家们确定，武王伐纣这一天是公元前一0四六年一月二十日（甲子日），这一天，天上出现了彗星。彗星俗称“扫帚星”，认为这是不吉利之星。《丰》卦记录了这一罕见的天文现象，并以此设的卦辞和爻辞。

“日中见斗”、“日中见沬”这是一种奇特的天文现象。“斗”是北斗星，“沬”是北斗星的一个辅星，本来就很暗淡，这两棵星只有在夜晚才能见到，白间见到北斗星和沬星，说明天空非常昏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丰其蔀”、“丰其沛”。“蔀”是“复暖”之义，即阳光被遮蔽，不明亮，这里指彗星。“丰”和“沛”都是盛大之貌。彗星横亘天空，遮天蔽日。可这时武王要举行庆祝大典，“往得疑疾”，人们产生了疑虑，占卜的结果告知“勿忧，宜日中”。“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史记·天官书》）。日中见斗，说明一个新的明君就要出现了，故“遇其夷主”、“遇其配主”。至于那个倒霉的扫帚星，是应在殷纣身上的，故庆典照常举行，武王发表讲话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开国成家，分封诸侯　武王克殷后，建立了西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师》爻辞“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说的就是此事。“大君”指武王，因当时尚未称王，故称“君”。“开”即是“封”，“国”指诸侯，“家”为都邑。“开国承家”就是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的领地。《尚书·武成》载：“列爵惟王，分土为三，建官惟贤。”即按公、侯、伯、子、男五等排列爵位，按三个等级分配土地，论功行赏，分封诸侯任用贤人，小人没份。

（三）周公摄政，巩固新生政权

武王在灭商以后的第二年就病了，又二年逝去。当时武王之子成王尚幼，由周公摄政。在这七年时间里，周公用了三年东征平定殷乱和东夷族，营建了东都成周（洛邑），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还政后仍主持殷地事务，对新生的西周政权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公“损下益上”，为武王祈祷　武王在克殷第二年就病了，这在周王朝可是一件大事。《史记·周本纪》载：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廖。

此事在《尚书·金滕》中有详细记载，《易经》也记录了这一事。

都说《损》卦是“损下益上”，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其实说的是周公以身自代为武王祈祷之事。武王病后，大臣们都很焦急，太公、召公说：“我其为王穆卜”（《尚书·金滕，以下所引均出此篇》），即共同为武王进行占卜，而周公打算以自己的生命作质，求先祖保佑武王平安。“弗损益之”，不要损伤武王，而是要增益他，“无坠天之降宝命”。“已事遄往”，“已”，《帛书》作“巳”，“巳”与“祀”通用，即祭祀之事不可躭误，应速速去办。至于祭品可以从简，“酌损之”，“曷为用？二簋可用享”，周公只是清理了一块地方，分别为太王、王季、文王设了三个祭坛，祭坛上放了块璧玉，手拿着圭，可见仪式之简单。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说周公“自以为功”，不牵连他人。“三人”指太公、召公和周公。“友”，助也，保佑之义。用我周公一个人作质就够了，我“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先帝会保佑武王平安的。为此周公甚至用了威胁性的语言：“我先王亦永有归依”，是说：只有武王病好了，才能“定尔子孙于地”，并能保他们的平安，否则不但“得臣无家”，就连你们也不会得到安宁。这一招还真灵，“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转了。

周公是武王的兄弟，又是臣子，此举是出于公心，也是出于私心。此事后来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周公平定殷叛以后，杀管叔、放蔡叔，这二人是周公之兄、成王之叔，因而君臣曾发生了误会。后来成王见到了藏在匣子中的上面的祷告之辞，受到了感动，才亲迎周公还朝，这件事在《易经》中有所反映并不奇怪。

周公东征，平定殷叛　武王伐纣以后，对原殷各项政治、经济乃至风俗习惯都没有大的改变，武王封纣王之子禄父管理殷之行政事务，派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三监”，监督殷地事务。武王病后第二年就死了，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和蔡叔是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兄长，他们借口周公摄政对成王不利，勾结东夷发动了叛乱，这在西周、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桩大事。如何处理这意外发生的事件，在朝中发生了严重分歧，这在《尚书·大诰》中有记载，《比》卦记录的就是此事。

《比》卦实则讲的是诚信。《说文解字》：“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有比辅、亲密之义。“比”有几种情况，“有孚比之”，是心怀诚信与人交往；“比之内心”，是出自内心与人交往，这都是诚信之比。但是，不能“比之匪人”，就是说不能与不正派的小人交往过密。现在诚信发生了危机，“不宁方来，后夫凶”，远方传来了坏消息，而且发展下去后果将会很严重。是什么消息呢？需要占卜一下，“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尚书·大诰》，下所引均出此篇），用文王留下的大宝龟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是：

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不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疪，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下并吉。

这也就是卦辞所说的“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原筮”就是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宝龟告知：殷地的残余势力要想复兴旧国，正在蠢蠢欲动，图谋我们的国家，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周公说服众臣，决定平叛，在爻辞中还制定了几项政策：一是“显比”，光明正大地、无私无畏地去平叛，不含有私心杂念。二是“王用三驱，失前禽”，大军长驱直入，不杀俘虏，放过前来投诚的人。“失前禽”与《师》卦“田有禽，利执言”是一个意思。三是“邑人不诫”，对城里不抵抗者不杀。四是“比之无首”，只处理不讲诚信、带头闹事者，对他们要处以极刑，砍了他们的头！

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平定了殷叛，“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史记·鲁世家》），还平定了东方各国，使新生的西周政权得到巩固，作出了重大历史性的贡献。

营建洛邑，还政成王　武王王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国家长治久安，在死前就嘱托周公想在东建一个新都。周公继承武王遗愿，在平定殷叛后，越发感到建新都的必要性，便着手建洛邑。洛邑建成后，周公就还政给成王，这在《尚书·洛浩》中有记载（以下所引均出此篇），《益》卦说的就是此事。

爻辞“初六，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说的就是建洛邑之事。“大作”即大兴土木。“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看来，营造洛邑是太保召公和周公两人共同操办的。“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说的是周公营建洛邑前占卜选址之事。“公既定宅，伻（使）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这说明，周公选定地址后，将地图和占卜的结果告诉了成王，成王很满意，与周公有共同的认识。“王用亨于帝”，是说新邑建成后，成王前去视察。“肇成殷礼，祀于新邑”，成王在新邑以殷礼仪接见诸侯，并祭典先帝，“用牲于郊，牛二”祭天，次日“乃社于新邑，牛羊豕”祭地可见场面之大，祭品之丰，心地之诚。

“六二，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说的是一段往事，即前面提及的“金匣藏书”一事，君臣曾经发生过误会，成王说：平叛是我命令你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心中充满了诚信、信任之情。“告公用圭”的“圭”，是帝王、诸侯为官的玉制信物，这里引申为史册、公告，“王命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成王诚心地让周公留守新邑，治理殷地，并将此事记录在册，告知先王。这就是爻辞所说的“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周公答应了，并说：“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忠诚先王成业做诚信的表率，与百官一起治理人民。爻辞“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实际是一句誓言，犹说没有诚信，不但不能增益他，还要攻击他，凶事将要降临在他的身上。

都说《益》卦是“损上益下”，实则是周王朝内部权力分配。成王将管理殷地之行政事务交给了周公，对国家的权利是一种“损”，而对周公来说则是“益”，损和益的基础是“孚”，“有孚中行”、“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双方都以诚相待。

周公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随文王，佐武王，辅成王，伐殷纣，营洛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尚书·周书》的大部分文献都出自于周公之手，或是史官记录周公的言行，从上面对照式的解释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易经》的爻辞是周公所作，卦辞若是文王所作，也是经过了周公的修改、润色。西周至周公还政以后的历史事件，在《易经》中就再也没有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