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在延安。

1935年6月，当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一些细心的人发现，时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的陈云突然消失了。就在他们纷纷猜测陈云是否“掉队”(当时红军内部对牺牲的另一种说法)了时，这位肩负着中央秘密使命的红军高级干部已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上海。

　　■长征路上密赴莫斯科，精彩报告征服共产国际领袖

　　陈云到上海时，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已连遭三次大的破坏，一些人在被捕后叛变，其中有不少认识陈云。恰在此时，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敌人破坏，主要领导被捕入狱，形势已万分紧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情况后，电示陈云尽快离沪前往莫斯科。于是，1935年9月上旬，陈云同陈潭秋等人一起秘密搭乘苏联货船来到了海参崴。为遮人耳目，苏联政府假装把他们作为偷渡者押下船，然后把他们送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

　　抵达莫斯科后，陈云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接见。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便借此机会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做了情况汇报。在报告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全景式地展示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的生动画卷：8个月的时间，行程约1.2万里，跨越了12个省份，翻越了高耸的山脉，跨过了20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行军路上还进行了大小100多次战斗。

　　红军的长征深深地吸引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他们一边听陈云的报告，一边插话询问红军的粮食供应、伤员安置和通信联络等问题，陈云一一做了详细的解答。在报告中，陈云还不忘宣传和维护红军的形象，他特别强调：“共产国际七大的展览会上有一大幅宣传画，画的是中国红军战士。必须指出，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事实上，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攻城夺地。”

　　■强调遵义会议重大意义，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

　　在莫斯科期间，陈云还多次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博古、李德等人执行“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对遵义会议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陈云特别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系列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陈云自豪地向共产国际介绍，“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得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共产国际因而迅速转变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是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

　　■著作在巴黎和莫斯科发表，成向世界宣传长征第一人

　　1936年春，有人将陈云的报告加以整理，增加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内容，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了《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这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文献。

　　不仅如此，陈云还亲自撰写文章宣传长征，他在1935年8月就写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当时，红军长征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本书中，陈云巧妙地运用假托的笔法，以当时闽西一位个体医生傅连璋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用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述说了红军长征。由于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陈云将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生动活泼，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描绘得栩栩如生，使人读了之后，有身临其境之感。《随军西行见闻录》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万字，但写得通俗自然，真实可信。

　　在书中，他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与红军战士的平等相处、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如记述“廉臣”为毛泽东、朱德治病时，陈云写道：“与国民党军官不同，红军军官真是与士兵同甘共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士兵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与士兵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无一人有小老婆；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陈云在书中还借“廉臣”之口，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1936年3月，巴黎的《全民月刊》连载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这本书在莫斯科出版，比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还早近半年。因此，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洪水　矢志不渝到延安 

　　肖显社

　　他来自越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惟一的外籍将军，也是越南人民军中惟一的中国将军。他曾在黄埔军校受训，历经中国革命全程，并参与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中，多才多艺的洪水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洪水原名武元博，又叫阮山。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１日，出生在越南河内的一个富裕家庭，为了探寻救国济世的真理，他曾赴法国学习和考察，有幸结识了胡志明和正在法国留学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立志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

　　１９２５年初，应共产国际特派苏联专家鲍罗廷的秘书胡志明的邀请，洪水来到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很快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红军中任职。为表示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他改名为“洪水”。

　　洪水军政兼优、多才多艺，曾得到毛泽东的特别赏识。为了充分发挥洪水的艺术特长，１９３２年１月出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后又创办了红军工农剧社。就在此时，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对洪水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因此背上了莫须有的“高级特务”罪名，并被开除了党籍。背负着“高级特务”、“国际间谍”的两大罪名，洪水踏上长征之路。

　　为了保护洪水，朱德、刘伯承等以加强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为由，让洪水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并让他事实上担任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洪水不负众望，在遵义会议期间，掀起了新的宣传高潮。他以党的政治工作者和红色宣传员的高度责任感，带领战士们时而在街头演说，时而在广场表演，大街小巷张贴着他们书写的革命标语，城内城外回荡着他们教唱的红军新歌。红军指战员一扫往日的疑虑和低沉情绪，军心大振；当地群众耳闻目睹，认定“红军不是赤匪”，大批工农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自长征以来的突出表现，果断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

　　长征路上，洪水所到之处，宣传鼓动如火如荼。１９３５年６月，洪水所在部队第一次过雪山，他不顾空气稀薄、打着竹板，用尽全力做鼓动宣传。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离开红军干部团，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当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时，洪水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同张国焘面对面地进行激烈争论，因而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才免遭毒手，但却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１９３５年９月，张国焘下令“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洪水同左路军指战员一道，第二次过草地南下。在接连遭受重大挫折后，洪水所在部队被打散了。于是，他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１９３６年初走到延安。不久，党中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给洪水的所谓“国际间谍”的罪名，再一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１９４５年８月，胡志明领导了越南“八月革命”，迫切需要大批军事干部回国工作。经协商，洪水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工作，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１９５６年夏，已身患肺癌的洪水，向中共中央提出回国的请求。行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接见了洪水。次日上午，国家给这位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的越南同志安排了专列，叶剑英元帅等有关领导亲往车站为洪水送行。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１日，洪水在越南与世长辞。


　　李德　不可忽略的军事顾问       王爱云

　　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１９００年９月２８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１９３２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奥托·布劳恩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 “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１９３３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９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３年和只有街垒巷实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１７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神情沮丧，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６日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１９３５年七八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毛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１９３９年８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１万多公里，横贯１２个省，翻过１８座大山，渡过２４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毕士悌　万里征程建奇功       沈丽文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铁流中，至少有３０名朝鲜籍干部和战士与中国红军并肩征战，军委干部团的参谋长毕士悌便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毕士悌（又名杨林），１８９８年生，朝鲜平安北道人。他从１２岁便参加反日学生运动。１９１９年，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爱国起义”后，秘密来华。

　　１９２１年６月，毕士悌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六期，专修炮科专业，至１９２４年初毕业后，即辗转奔向中国革命中心――广州，经驻粤朝鲜革命者推荐，考入黄埔军校，在这里，听孙中山演讲，得周恩来指点，毕士悌转而信仰共产主义，１９２５年夏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跟随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

　　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０年，毕士悌曾先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１９３２年７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

　　长征开始后，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毕士悌所部不但要时刻准备打仗，而且打的还是硬仗、恶仗。

　　万里征途，红军几乎天天有战斗。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最为惨烈的一役。毕士悌身先士卒，用刺刀、手榴弹同敌军展开殊死搏斗，干部团激战数日，打退了敌军数次进攻，终于掩护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

　　１９３５年２月，二克遵义之战打响，毕士悌同干部团指战员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一天强行军６０公里，夺占娄山关，保障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有勇有谋，冲锋在前打头阵，是毕士悌在战场上的鲜明个性特征。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９日，中革军委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亲自下令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作为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领受任务后，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徒步急行军１４０公里，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按时抢占皎平渡。由于战场情况急剧变化，其他渡口的船只均被敌人烧毁，全军都须在皎平渡渡江。而通安州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以直接控制皎平渡，因此，军委严令：不惜一切牺牲，拿下通安州！毕士悌受命亲率干部团前卫营，担负这一重任。由于从金沙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的半山腰上。敌人占据有利地形，边射击边从山顶往下滚石头。毕士悌冒着枪林弹雨，冲杀在前。他身先士卒，机警地贴着绝壁，巧妙利用敌人的射击死角躲闪跃进。紧随其后的红军战士，模仿他的战术动作，一举攻占了敌人扼守的火焰山隘口，继而乘胜直奔通安州，最终以极小的代价夺取了通安州，使大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被改编成红军学校特科团，毕士悌继续任参谋长。当张国焘公开分裂红军，强令红军学校原四方面军学员南下时，毕士悌带领原干部团的干部坚持北上。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毕士悌参与指挥所属部队，踏过岷山千里雪，突破天险腊子口，攻克哈达铺，穿越渭河封锁线，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２日，毕士悌在率部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的战斗中，将最后一滴热血洒在黄河岸旁。 


　　武亭　神勇炮兵留英名
占善钦    武亭，红军中骁勇善战的朝鲜籍指挥员，他精湛的炮术，不仅博得了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的赞扬，还被广大指战员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长征路上，他率领炮兵营斩关夺隘、屡建战功。

　　武亭，原名金武亭。１９０５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１９１９年，武亭参加了朝鲜“三一”反日爱国运动，由此开始他的革命生涯。１９２３年初，他和无数朝鲜志士一样，秘密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寻求争取朝鲜独立复国的道路，开始了他在中国２２年的传奇经历。

　　武亭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后，武亭担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黎平会议后，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武亭率领炮兵且战且走。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武亭率炮兵营在坪石单独作战，击溃敌１个保安团，歼敌１００多人。最为精彩的是武亭在广西龙胜地区指挥的一场阻击战。当时红军突破湘江不久，人员伤亡过半，只得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途中，中央纵队遭遇广西军阀李宗仁部队。红三军团拼死撕开敌人的防线，并派彭雪枫率领的第四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通过。第四师打了一天一夜，伤亡很大，总部命令武亭率炮兵营参加战斗，彭雪枫对武亭交待：“哪怕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守住。你们的背后就是中央纵队，不能后退一步。”武亭指挥炮兵营，打得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此后，红三军团炮兵顽强战斗，不断配合步兵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在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炮兵大显神威，对战斗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

　　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乘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８月中旬，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发现军委参谋部将各军间以及各军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通报的密码全部收回，各军与军委的直接联系中断，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即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通报。为防不测，彭德怀指示红三军团另编密码本，并设法与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恢复联络，共同保卫中央的安全。彭德怀将此重任交给了武亭。武亭带着电台、密码本，拿着指北针前往甘肃俄界寻找红一军团，历尽艰辛完成了任务。 

　　就在武亭将密码本送达一军团的当天，张国焘密电陈昌浩要“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即刻前往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武亭接通的红一、三军团的电台联络，在这次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结束后，武亭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后担任红军总部作战科长。１９３７年，武亭接受了重组八路军炮兵的重任，并于１９３８年１月亲任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总部炮兵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１９５１年７月病逝于平壤。


　　薄复礼　难忘560天风雨路
肖玥  70年前，一位不穿军服却骑军马，不带武器却享受武装警卫的外国人,走在红六军团的长征队伍中，他就是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薄复礼１８９７年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此前父母生活在瑞士。１９２２年秋，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日，薄复礼和妻子由旧州前往镇远的途中，同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当时的红军官兵，对于来华传教的洋人多抱有敌视态度，但传教士们有可能提供一些经费和药品，以解红军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度匮乏之急。因此，红六军团要求薄复礼暂时不要离开红军，以帮助筹措经费或医疗用品。

　　红军占领旧州后，在一座法国教堂里得到了一张法文贵州地图，萧克将军如获至宝，他急需人将此图译成中文，于是请来薄复礼。薄复礼懂法文，能讲一些中国话，却不会写中文，于是就采取了由薄复礼读中文，萧克在地图上标记的方法。交谈中，萧克不仅掌握了许多对军事行动有用的材料，也了解了薄复礼的身世。萧克后来回忆说，他同传教士的这次合作“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他帮助翻译的法文贵州地图，“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这幅地图是红军“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红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薄复礼却享受着特别礼遇。红军官兵夜宿时打地铺，却让他睡躺椅，红军以野菜充饥，他却吃米饭炒白菜。夜幕降临，征战驻止，传教士进入梦乡，红军哨兵则在户外彻夜守卫。在红六军团主力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的过程中，尽管经常见到弥漫的炮火硝烟和英勇阵亡的红军战士，但传教士却总是安然无恙。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红六军团踏上了长征路程。部队日夜兼程疾进，薄复礼却患上了疟疾，红军为他请医问药，行军中让他以马代步，晚上有专人为他生火取暖，这些点点滴滴使他铭记难忘。

　　１９３６年３月的一天，萧克告诉薄复礼：“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萧克还亲自下厨，设“家宴”款待薄复礼等人，大家不分等级就座，厨师也不按程序上菜，气氛轻松，无拘无束，谈笑声不断。４月１１日，萧克、王震等再设午宴为薄复礼饯行。席间寻问他需要多少路费？他提出需要４块银元，当即有人拿来１０块银元，供他上路。１２日，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薄复礼带着万千感慨，离开了曾与他朝夕相处的红军官兵，踏上归途。

　　回首５６０个日日夜夜，薄复礼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委屈。但是，作为红军长征的见证者，他更为这一壮举所折服。他用３个月的时间，将这段经历写成书。当红二、红六军团尚在长征途中时，薄复礼的《抑制的手》已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这是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所写的第一本印象记。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人民日报》 (2006-10-10 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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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外传之谜 中国难民将造纸术带至朝鲜，“高丽纸”反成中国文人墨客挚爱

　　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中，造纸术是最早传播到其他国家的。

　　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方法，向汉和帝献纸，真正实用意义上的纸张开始出现。公元105年这一年，被普遍认为是造纸术发明的年份。

　　蔡伦改进造纸方法后，纸张开始被广泛应用。两汉交替之际，大批中国百姓为避乱涌入朝鲜半岛。造纸技术随之传到那里。20世纪60年代，在朝鲜半岛的一处古墓中曾经发现过带有西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字样的纸张，成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中国造纸术外传的最早明证。

　　公元7世纪末期，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此后，新罗全面吸收唐文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儒学和汉文化，曾在唐代大量生产的藤纸也在朝鲜的高丽王朝时期重获生机。出产自朝鲜半岛的“高丽纸”厚实挺括，适合书写各种文字，被称作“中外第一”。中国古代著名书画家苏东坡、黄公望和董其昌等人，都十分喜爱使用“高丽纸”。

　　在从中国三国时期至唐朝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等国一直充当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桥梁。中国的造纸等技术也正是经由朝鲜半岛诸国东传日本的。日本奈良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手漉和纸工艺程序与中国造纸技术虽操作程序不同，但各有千秋。在这前后，中国的造纸技术也先后传到了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9—10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又通过丝绸之路西传，古印度从此有了用纸印刷的佛教经卷。

　　阿拉伯帝国俘虏中国造纸匠，欧洲画师偷走造纸术

　　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激战中，由于唐军中的西域军队发生叛乱，唐军战败。怛逻斯之战后，唐军中的部分造纸工匠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沙利将这些工匠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场。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的侄子杜环，后来辗转归国。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及中国工匠传授阿拉伯人造纸术的史实。

　　从此，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人的造纸中心。在许多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中，都有关于撒马尔罕出产优质纸品的记录。公元794年，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阿拉伯帝国在都城巴格达建立了新的造纸工场。此后，阿拉伯帝国的一切政府文书、档案均书写在纸制品上。

　　随后，源自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迅速传到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在意大利的博物馆中，至今还保留着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于1109年书写的一幅诏书，诏书用的纸就是阿拉伯人生产的。在当时的欧洲，能够使用阿拉伯人制造的纸张被视为一种奢侈的行为。由于纸的造价昂贵，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菲特烈二世曾在1221年下令禁止使用纸书写官方文件。

　　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前，欧洲人也曾用羊皮进行文字记录工作。在中世纪的欧洲，据说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多张羊皮，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信息的传播范围，造纸术的西传，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76年，意大利半岛中部的蒙地法诺地区建起了意大利的第一家生产麻纸的造纸场。此后不久，欧洲人开始改良造纸技术，但直至17世纪，欧洲的造纸技术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为了解决欧洲纸张质量低劣的问题，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曾希望利用驻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刺探中国的造纸技术。乾隆年间，供职于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教士蒋友仁将中国的造纸技术画成图寄回了巴黎，中国先进的造纸技术才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1797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成功地发明了用机器造纸的方法，从蔡伦时代起中国人持续领先近2000年的造纸术终于被欧洲人超越。

　　蒙古纸钞、欧洲纸牌成印刷术传播的重要工具

　　制造工艺成熟的造纸术发明之后，随着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以书籍为载体的文字信息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聪明的中国人于是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公元64５年，日本发生“大化改新”，随后开始向唐朝派遣唐使和留学生，全方面学习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先进技术，雕版印刷术也在这时传到了日本。公元983年，立国不久的北宋王朝应高丽王朝的请求，将两套佛经《开宝藏》赠送给高丽，中国刻字工匠有可能在此时进入了朝鲜半岛。后来，高丽又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雕版印刷术，培养了朝鲜第一批印刷工匠。公元14世纪，朝鲜人在阅读中国宋代科学家沈括的科技著作《梦溪笔谈》时，了解到中国人毕昇发明了陶活字。从《梦溪笔谈》中，朝鲜人掌握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术。

　　几乎是在造纸术西传的同时，阿拉伯人也接触到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令后人感到不解的是，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像造纸术一样在阿拉伯人的统治区里传播开来。有一种说法认为，阿拉伯人误以为中国人在印刷时使用猪鬃制成的刷子给印版上墨，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印刷《古兰经》亵渎神明，因而影响了雕版印刷术在阿拉伯地区的传播。

　　由于蒙古人在其征服地区广泛使用纸钞，因而，作为纸钞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也顺着丝绸之路西传至西亚、北非一带，随后又进入了欧洲。除纸钞之外，宗教画和纸牌促成了欧洲人接受印刷技术。纸牌虽小，却综合了手绘、木版印刷等各种方法，成了欧洲人学习、掌握雕版印刷术最直接的途径。有意思的是，由于外国纸牌被大量倾销到意大利各地，威尼斯政府在不得不在1441年颁布一条法令，禁止威尼斯以外地区的印刷品输入本城。

　　德技师改良活字印刷术，战乱使新技术传遍欧洲

　　蒙元时期，欧洲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学会了使用木活字。由于欧洲人使用的拉丁字母结构简单，且只有26个字母，比汉字更适合活字印刷。但拉丁字母字形圆润，刻字时不易下刀，因而欧洲人研究改进活字印刷工艺的动力更为强劲。

　　1450年，德意志人古腾堡在美因茨城的工厂中发明了哥特体拉丁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欧洲人的字形问题。1462年，美因茨发生动乱，工厂在战火中被毁，印刷工流落到德意志各地，将古滕堡改进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散播到欧洲各地。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科学的突飞猛进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1590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范礼安从澳门到日本传教，把西洋印刷工和西文活字印刷设备带到长崎。范礼安在日本刊印了一些西文和日文书籍，但由于日本政府禁教，没有对日本产生多少影响。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战争侵略朝鲜，被中朝联军击败。日军在朝鲜看到工匠用活字印刷书籍，遂将书籍和数以万计的铜活字，连同铸字工匠一同掠回了日本。
                                                      
1450年，德意志人古腾堡（右一）改良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术。

中国火器扬威蒙古西征，波兰学者冒死偷画火器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朝末年。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之中，有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箭，或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发射燃烧性兵器的记载。根据史籍记载，宋神宗年间，在边防军中已大量配备火器。

　　早期的火器威力有限，尚不具备在战场上取代冷兵器的实力。但经过两宋和辽金等朝的不断改进，在南宋和金国并立时期，已出现了震天雷、飞火枪、突火枪等较为复杂的火器。到元、明之际，又出现用铜或铁铸造的实战管状火器──火铳。南宋初年，军事学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火枪的结构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太简单了，将火药装进长竹竿，作战时由两人操作，点火后发射。但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人们可以较准确地掌握和控制火药的起爆时间。这在人类使用火药的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IMG]中世纪时期手持火枪的欧洲骑士。[/IMG]

在古代希腊的古籍中，曾经出现过使用硫、松炭、沥青和麻屑制造成所谓“海火”(亦称“希腊火”)的记录。后来，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人也都曾在军事行动中出现过纵火作战的记录。虽然欧洲人曾经发明和改进过“希腊火”，但威力远远无法与中国火药相比。宋元时，来华的阿拉伯水手在中国人节庆之时释放的焰火和中国船舶装备的火器中，最早接触到了火药。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之战中，南宋军队使用“霹雳炮”对蒙古军作战时，也有阿拉伯水手在现场目睹。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将在开封等地虏获的工匠、作坊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1236年秋，蒙古大军攻至伏尔加河沿岸，在这里击溃钦察部后，进入俄罗斯腹地。在随后的几年中，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3万波兰人和日尔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了激战。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蒙古大军在这场会战中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波兰火药史学家盖斯勒躲在战场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偷偷描绘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样式。根据盖斯勒的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在木筒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　　

　　阿拉伯人急切打探火器情报，欧洲雇佣兵学会使用火器

　　蒙古大军席卷东欧大地，让阿拉伯人也感受到了火药的巨大威力。由于担心会成为蒙古军队的下一个进攻目标，阿拉伯人迫切希望获得火药的情报，以提升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但阿拉伯人缺乏制造火药最为关键的硝石(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的提炼技术。于是，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通过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间接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硝石。但蒙古人没有给阿拉伯人足够的时间利用这些硝石。1258年2月15日，在唐朝名将郭子仪后裔郭侃率领的手持火器的蒙古大军进攻下，阿巴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终于陷落。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利汗国。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而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的长期驻扎，给欧洲人偷窥火药技术提供了机会。

　　由于元朝政府不禁止火器出口，蒙古军队还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中招募士兵，因此，欧洲人有了足够的机会掌握火药制造技术。希腊人马克在研究中国火器的基础上写了《焚敌火攻书》，记述了35个火攻方。该书在1804年由法国人杜泰尔奉拿破仑的皇命译为法文，随后又被译为德文和英文。

　　意大利是获得中国火药知识较早的国家之一，欧洲人话语中的“火箭”一词就首先出现在意大利语中。1379年―1380年间，意大利两大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海上贸易垄断权发生战争，双方在这场战役中都使用了火器，这是欧洲人制造使用火器的最早记录。火器在传到欧洲以后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最终成为了欧洲人征服世界的利器。

　　频繁搭乘中国商船，阿拉伯商人学会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最迟在公元9世纪，指南针已应用于古代中国的陆上测量，还被阴阳家广泛用来看风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经常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中国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因此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中国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中国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中国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受战乱和锁国影响，近邻朝鲜日本竟最后获得指南针

　　虽然古代希腊、罗马的学者们很早就已知道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但长时间不知道磁石的指向性。而当欧洲人最终了解并掌握这一自然现象时，已落后于中国人一千多年了。而以磁石制造罗盘指引航海，落后于中国300余年，用人造磁石导航晚于中国人100余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在早期使用的航海罗盘，是与中国人同样的水罗盘，而且制作方法也与中国水罗盘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系列的趋同现象，只能以技术传播来解释。

　　在13世纪前半叶之前，欧洲人还停留在对中国宋代指南针的仿制阶段。此时的欧洲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没有超过中国宋代的罗盘应用水平。

　　13世纪后半期，通过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的研究，欧洲的指南针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随着中国旱罗盘传入欧洲，法国人又将旱罗盘改进，将其装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为便携仪器。后来，这种携带方便的指南针被欧洲各国的水手广为应用。

　　没有指南针之前，航海只能使用观星的方法推算大概方位。指南针出现后，海员们不仅可以确定方位，有时甚至能推算出两地间的里程。从此，各国的远洋船队依据海图和罗盘所记载、测算出来的航线、航向和里程，安全地行走于茫茫海天之间。

　　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使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成为了可能。这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由于宋朝与辽、金战争不断，影响到了朝鲜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加之日本藤原氏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传入这两个近邻国家的时间大大落后于欧洲，这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公元15世纪前后，罗盘才作为看风水的工具，在朝鲜广泛使用。而指南针传入日本，则是公元17世纪的事情了。
                                                     
指南针的西传促进了人类的地理大发现。

美日曾想武装200万日军 二战结束后，美国独占日本，并对日本进行严格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造。美占领当局制订的新《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在战后的最初两年中，美国对于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革相当彻底，解散了日本军队，撤销了日本的军事机构，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

　　但是，冷战的爆发让美国的对日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1948年10月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的彻底改变。美国从此不再把日本当作一个敌人，而是当成一个盟友来对待。这份文件还指出，美国将视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否重新武装日本。

　　虽然美国政府内部尚未就重新武装日本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美军已开始利用日本的旧军人来为冷战服务了。1948年，驻日盟军(实际上是美国军队)的威罗毕少将要求日本方面设置情报机关，帮助美国搜集日本国内和苏联、朝鲜的情报，美国则负责该机关的花费。威罗毕找来了一些原日军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如果在情报方面与美国合作，美国将不再把他们“当作战犯起诉”。

　　在美国的鼓动下，以反共为目的的情报机构“河边机关”很快成立，主要成员包括原日本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原参谋本部第2部长有末精三中将、原陆军中将辰巳荣一以及原陆军大臣下村定大将。河边虎四郎因曾率先提出与美占领当局构筑“战后合作体制”，深得美国人赏识，被任命为情报机关的头目。

　　1948年9月，为帮助美国收集苏联和朝鲜的情报，河边制定了“竹松作战”方案，主张分别以日本北部北海道和南部九州岛等地为基地，通过派遣间谍、无线监听等手段等展开对苏、对朝情报工作。这一方案得到了威罗毕的赞同，他立刻拨款3.7万日元作为项目启动经费，并提供间谍活动所需物资。

　　在朝鲜战争期间，“河边机关”的活动帮了美国的大忙。更为重要的是，“河边机关”及其活动为日本重新武装打下了基础：美国人从中看到了日本旧军人的作用，日本人则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壮了胆子，试图重新进行武装。

　　麦克萨瑟想重建日军进攻中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美韩因兵力不足，连吃败仗，差点被朝鲜人民军赶下大海。为缓解兵力不足，美国方面想到了武装日本。根据中国解密档案显示，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当时曾与日本达成协议，命令日本扩编军队200万，美国则负责提供装备。

　　对于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日本自然不肯放过，但又想从中捞取更多好处。经过慎重考虑，日本对美国要求“原则上”表示接纳，但同时又开出四大条件：

　　第一，立即签订对日和约；

　　第二，准许日本参加联合国；

　　第三，准许日本有倾销商品的市场，以解决工业产品的销售问题，并维持日本经济及200万军队之供给；

　　第四，待200万陆军编成后，应将台湾交日本管理，日本将负责扫荡中国大陆之共军，其后(台湾)之统治权仍交还台蒋，但全部战争费用应由美国负担。

　　可见，日本不仅想利用这一机会扩充军队，还妄图恢复它战前的经济与军事地位，念念不忘“夺取”台湾。美日合作的目的，也不仅仅在于在朝鲜战场上取胜，而是为了消灭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但是，驻日美军武装日本的方案遭到美国国内的反对。美国总统杜鲁门担心，利用日本军队来进攻大陆，必将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况且重新武装日本的200万军队也需要时日，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美国军方武装日本的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

　　提出组建“警察军”计划，包括坦克、机关枪和毒气部队

　　在日本国内，一些前日军高级将领也掀起一股要求重新武装的“潮流”。1950年2月，“河边机关”的领导人河边与另外几人共同起草了一份计划，要求建立现代化的“警察军”。在河边的设想中，这支军队包括坦克部队、机关枪部队和毒气部队三大部分。后来，该计划进一步修改成熟，决定由前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出任这支部队的“总司令”，而河边则担任“总参谋长”。宇垣、河边还准备就这一计划赴美求助。

　　但对于河边建立“警察军”的设想，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并不赞同，就连日本首相吉田茂也表示反对。吉田茂在二战前曾任日本驻意大利、英国大使，对外交活动颇有心得。他认为，对于一个战败国家，历史会为它提供“通过外交而获胜的机会”。他主张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同时严格限制军费开支。吉田茂身为亲英美派人物，在二战期间就曾秘密从事结束战争活动，一度被东京宪兵队监禁，因而对日军旧军人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感，甚至咒骂那些要求修改宪法第9条的人“全是一群笨蛋”。许多专家认为，从吉田茂的一贯政策来看，他很可能对“警察军”说了“不”。这样，武装日本的第二次尝试再次胎死腹中。

　　但是，冷战局势的发展毕竟还是给日本重整军队提供了大的环境。1950年8月，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日本成立了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到1954年，日本不仅相继建立了保安厅与防卫厅，还在防卫厅下设立了陆上、海上与航空自卫队，终于又恢复了陆、海、空三军种体制。
                                               
日本投降后,原日军的武器基本被销毁，图为等待销毁的日军战机。
                                            
图为１９５０年日本媒体对组建“警察预备队”的报道。

人象大战四十年 当孟加拉国一个村庄的村民从睡梦中突然惊醒时，他们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一群大象好似疯了一般在村里横冲直撞，数间房屋被巨大的身躯撞得七零八落......孟加拉国东南部一个丛林环绕的村庄遭遇大象的袭击，在这里人象之间的恩怨已持续了40多年。

　　象群深夜踏平小村庄

　　据《孟加拉国消息报》报道，8月30日，卡里瑞茨村的一些村民上山砍树，结果和出来觅食的大象发生了冲突。仗着人多势众以及手里的“家伙”，村民们把大象赶跑了。谁曾想，当天晚上，白天被村民们“打败”的大象纠集了更多的同伙前来复仇。

　　夜色渐浓，忙碌了一天的卡里瑞茨村村民们进入了梦乡。突然，随着“砰砰”的巨响，一群狂躁的大象踢开了村民的房门，它们用厚重的蹄子任意践踏看到的人和物。毫无防备的人们在如排山倒海之势的象群面前，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只有四处逃命。村民阿卜杜什事后心有余悸地说：“当时我们一家已经睡着了，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我刚一开门，3头大象就冲进屋来。这些入侵者实在是太野蛮、太强大了，我们的屋子很快被弄垮，全家人不得不穿着睡衣逃命。”

　　由于这个村庄的房屋大都是木板房，所以整个村庄几乎被入侵的象群踏平了。在这次突袭中，有3名村民死在大象脚下，另有10余人被严重踩伤。

　　人象争斗原因何在

　　据悉，“人象之战”在这个村庄所属地区经常上演，至今已有40多年。而且，这场持久战还要继续下去。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个村庄每年至少有30名村民与5头大象在激战中死去。而且，这种人象厮杀在孟加拉国非常普遍。据孟政府去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在孟加拉国已有至少２００人在人象冲突中丧生。

　　大象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温顺平和的，为什么这里的大象却如此暴戾？当地媒体认为，人象之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类伤害了象群。首先，不断增长的人口逐渐侵占了大象的生存空间。孟加拉国拥有1.31亿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１０００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山区，这种“人稠地窄”的现象更为严重。再加上人类不断砍伐大象栖息的大片森林，更加激化了人象之间的矛盾。

　　其次，人类屠杀象群激发复仇情绪。一根重30公斤的象牙在缅甸、印度、泰国都可以卖出1000美元的价格，这在孟加拉国这个南亚贫国是笔不小的财富。前不久，《孟加拉国观察家报》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上一头大象倒在血泊中，象牙和脚趾甲被拔掉了。据称这是偷猎者所为。孟加拉国法律规定，对杀害大象者处以2年监禁的重罚。但法律在暴利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很多人宁愿为利益铤而走险。偷猎大象成了最近几年孟加拉国亚洲象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野生大象数量已从20年前的800多头减至现在的400头左右。人们担心，如此下去，过不了几年，恐怕只有在动物园才能看见大象。正是因为人类的捕杀，才使人象之战不断发生并日益升级。

　　另外，大象的智商和情商极高，它们能够对人类的滥杀无辜进行有意识的报复。由于大脑体积很大，大象的智商非常高也有丰富的情感。而且，它们还具有超强的记忆力，能够记住仇人，并伺机报复。

　　善待生命才能平复愤怒

　　研究人员认为，大象之所以攻击人类，是环境的变化导致的。因此，要避免这种悲剧，就必须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并尊重动物的生命。政府应加大环保力度，对乱砍滥伐者治以重罪。另外要限制人口增长，让大象重返家园。除此之外，还要加强法制，对捕杀大象者严惩。最后就是建立大象养殖保护场所，以防大象彻底灭绝。亚洲象和其他象种不同，可以进行家养，这样就可以在短期内遏制大象数量锐减的势头。人象之战，两败俱伤。孟加拉国政府正为此听取专家建议，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制止类似事件发生。

改变世界的四种植物 越洋贸易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些原本只生长在某个地区的植物从此跨越万水千山，传播到遥远的异地。植物的传播看似波澜不惊，但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们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让世界上瘾的烟草烟草源自美洲，将之传播到世界的却是欧洲人。1492年10月12日，在哥伦布踏上美洲海岸第一天所记的航海日志里，就写着几种当地人送来的礼物，其中之一就有“发出独特芬芳气味的黄色干叶”――烟草。只不过当时这些叶子被扔在甲板之上，无人问津。半个月后，哥伦布的船队到达古巴，水手们惊奇地发现一些土著在吸食那些卷成筒状的黄色叶子，口鼻中不时冒出缕缕青烟。不少水手也试着效仿，成为欧洲最早的烟民。

　　烟草随着哥伦布船队的返航最先来到西班牙，不久后传到葡萄牙，紧接着又迅速传到欧洲其他地区。1580年，烟草经葡萄牙传入土耳其，随后辗转进入伊朗、印度、日本等国。1575年左右，西班牙人用一艘大帆船将烟草运到菲律宾移植，烟草在那里迅速成为赚钱的作物。1600年前后，福建的水手和商人又把菲律宾烟草带到中国。烟草的使用与栽培就像一大块石头扔进池塘后激起的涟漪那样，一波波扩散出去。到了1620年时，烟草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

　　烟草之所以能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是人们曾认为它有神奇的药效。16世纪的欧洲，几乎所有医生都把烟草当“神药”使用，用它来医治牙痛、肠寄生虫、口臭、破伤风甚至癌症。更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烟草可以治疗黑死病，当年英国伊顿公学每天早晨都会用鞭子逼着孩子们吸烟以躲避瘟疫。另一方面，吸烟具有独特的自娱自乐功能，深受贵族和老百姓喜欢。上流社会的人士为保持优雅风度吸鼻烟和雪茄，一般民众则热衷于抽烟斗和卷烟。不管怎样，劳累一天后能叼着烟卷和朋友们一起喝上两杯啤酒，无疑是莫大的享受。

　　所以，当反对吸烟的人士不厌其烦地指出烟草的种种危害时，瘾君子们依然在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所有的排斥情绪和法律手段似乎都不能阻挡全世界的吸烟风潮。今天，全球烟草制造业已发展成一个巨大产业，成为许多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掀起两场重要战争的茶叶

　　茶叶，另一种让人上瘾的植物，但却没有危害。众所周知，中国是最早熟知茶的生产及加工技术的国家，但由于一直采取限制性贸易，饮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限于中国及其周边一些国家。茶的全球传播，得益于阿拉伯人的中介作用。大约公元850年时，阿拉伯人通过丝绸之路获得了中国的茶叶。1559年，他们把茶叶经由威尼斯带到了欧洲。

　　在当时的欧洲，饮茶当属贵族生活的一部分，由于价格高昂，只有很少人能喝得起茶。到17世纪初，独具慧眼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看准了茶叶贸易的商机，花了整整66年时间，最终取得了与中国人从事茶叶贸易的特许经营权。

　　此后，东印度公司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4000吨茶叶，但只能用白银购买。当时每吨茶叶的进价只有100英镑，东印度公司的批发价格却高达4000英镑，获得了巨额利润。不过，在英国国内，用于购买中国茶叶的银子却日渐稀少。为筹措白银，东印度公司竟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有趣的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同样是茶叶。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人决定在印度引种中国的茶树，自行生产茶叶。1848年，东印度公司派经验丰富的皇家植物园温室部主管罗伯特·福琼前往中国。或许是福琼真的拥有好运气(“福琼”在英文里就是好运的意思)，他带回了2万株小茶树和大约1.7万粒茶种，并带来8个中国茶叶工人和茶农。此后，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到1890年，印度茶叶占据了英国国内市场的90%。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和商业间谍战中完全落败，成为彻底的看客。

　　茶叶在欧洲的风行，最终导致了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在下午5点钟喝下午茶成为许多英国家庭约定俗成的习惯。通常用银壶泡上足够的好茶，然后倒入精制的茶杯中慢慢品尝，当然还需要伴以精美的小点心。下午茶时间可以说是一天当中充满温馨、其乐融融和传情达意的美好时光。

　　导致人类大迁徙的甘蔗

　　喝茶直接导致了对糖需求量的增加。糖是从甘蔗汁中提取出来的，最早的甘蔗种植出现在亚洲。当亚洲人在品尝糖的甘甜时，欧洲人只能从蜂蜜中体验类似的感觉。直到11世纪，东征的十字军骑士才在叙利亚尝到糖的甜味。当时，只有在欧洲王室、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餐桌上才能看到糖，享用高价进口的糖成了一种炫耀财富的方式。

　　新航路开辟后不久，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甘蔗。甘蔗种植园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这些岛屿上迅速增加。在英属巴巴多斯岛上，这个仅有43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有900多个甘蔗种植园。糖产量的增加导致糖的价格急剧下降，糖得以进入千家万户。

　　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在饮食上，它直接导致了跨越洲际的人口大迁徙，不过这是在贩卖黑奴贸易的强制下发生的。相比烟草而言，甘蔗的栽培费时且费力，它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当欧洲国家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大肆兴建甘蔗种植园时，他们首先想到从非洲运进大量奴隶来进行劳作。结果，加勒比海地区乃至南美地区的人口构成，随着甘蔗种植园的不断增加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据统计，16世纪以后的300年间，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从事包括种植甘蔗在内的大种植园劳动的奴隶高达1170万人，最终仅有980万人活着到达目的地。所以说，糖的甜蜜是与奴隶的血与泪掺在一起的。

　　养活了世界的土豆

　　曾几何时，“土豆烧牛肉”是一种让我们羡慕的现实生活标准。但从历史上看，土豆确实因为养活了更多的人而改变了整个世界。土豆产量高，适于各种生长条件，它所含有的丰富的淀粉可以提供一定的营养价值，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农作物。土豆的原产地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新航路的开辟者们把它带到了欧洲，随后便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并成为世界的第四大农作物。

　　土豆的出现弥补了谷物收成不足所带来的粮食短缺。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亩土豆田和一头奶牛就可以养活一家人。1845年-1847年，一场突发的植物枯萎病横扫爱尔兰，几乎摧毁了当地的土豆种植业。短短两年内，就有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它甚至导致一百多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在战争年代，土豆的作用更不可小视。1756年-1763年，欧洲发生了“七年战争”。尽管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多次入侵普鲁士，摧毁了地表的农作物，普鲁士人却靠生长在地下的土豆躲过了灾难。侵略国看到了土豆在普鲁士国家恢复中的重要作用后，它们的政府很快便采取措施引导农民种植这一神奇的作物。

　　土豆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养活了更多的人，其亩产量是谷物的3到4倍，它因而能够代替谷物满足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在俄国和东欧，土豆代替了面包成为贫穷百姓的主要食物。水煮和火烤的土豆比面包更便宜但具有同样的营养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正是因为食用了土豆，才提高了健康水平，也因此能够产生更多合格的劳动力用于拓荒和补充不断因饥荒导致的人口下降。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得以继续，土豆有着独特的功劳。
                                                          
欧洲人为种植甘蔗大肆贩奴，图为反映17世纪欧洲人在非洲掠夺黑奴的版画。

80年前 巴西也有一次长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1936年10月，当红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时，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支钢铁般部队完成的壮举将影响今后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人们更不会知道，就在此前十几年，在距中国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大国巴西，革命者们曾进行过一次长达5万里的远征――“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

　　起义烽火遍及巴西，“无敌纵队”开始远征

　　“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得名于它的领导者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1898年―1990年)。普列斯特斯是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曾担任过巴西共产党总书记，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1898年1月3日，普列斯特斯出生在一个有进步倾向的军事工程师家庭。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1922年，普列斯特斯以优异的成绩从里约热内卢高等军事学校毕业后，被军事当局授予大尉军衔，并被派到乌拉圭巴西边境担任营长。也就是从这时起，普列斯特斯开始走上巴西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舞台。

　　此时的巴西处于阿图尔·贝纳德斯统治时期。在贝纳德斯的独裁统治下，巴西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加上英美垄断资本不断对巴西进行渗透，使得巴西国内危机不断加深。当时的巴西，工人罢工和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到处蔓延，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青年军官也在军队里策划着起义。早在1922年7月，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卫戍部队就举行了起义。1924年7月，圣保罗的6000多名驻军在伊西多罗·洛佩斯领导下，发动了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圣保罗起义，并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口号。为了镇压起义，贝纳德斯调动了3万军队。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起义者最后撤离了圣保罗市，转移到内地继续进行斗争。起义的烽火也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许多地区与城市纷纷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1924年10月29日，驻守在巴西圣安热卢市的卫戍部队在普列斯特斯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起义部队吸引了不少倾向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大学生参加，很快就扩展到1500人，组成了一支包括白人、黑人、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的队伍。由于这支起义军是由普列斯特斯率领的，因此被称为“普列斯特斯纵队”(又称“无敌纵队”)。为增援圣保罗的起义者，同洛佩斯将军的起义军会合，普列斯特斯决定率这支部队北上。1924年10月，队伍首先向北方的伊瓜苏河口挺进，伟大的“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就此开始。

　　打破敌军围剿计划，3000起义军要走遍巴西

　　为围剿普列斯特斯纵队，反动政府调集大量装备有大炮、坦克和轰炸机的部队，并任命有经验的欧美军官和巴西最有经验的将军指挥作战。但起义军在普列斯特斯的指挥下，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来对付敌人，多次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并在1925年4月到达伊瓜苏河口，与从圣保罗撤退的起义军胜利会合。当时，洛佩斯的起义军连战连败，已经精疲力竭，普列斯特斯纵队在经历了半年的征战后也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出发时的1500人只剩下800人，其中有武器的不到500人。因此，尽管起义部队成功会合，但仍面临着被剿灭的危险。

　　4月12日，在起义军领导人会议上，普列斯特斯说服了洛佩斯和其他指挥员，使他们认识到运动战的优越性和必然性。为了发动更多的人民群众起义，普列斯特斯制定了一个从南到北走遍整个巴西的远征计划。在开始远征前，普列斯特斯开始整编起义队伍，组成了新的普列斯特斯纵队，一些叛徒和动摇分子被赶了出去。整编后的纵队拥有3000名战士，由洛佩斯任司令员，已荣升为上校的普列斯特斯被任命为参谋长。为方便指挥，普列斯特斯纵队被分为四个支队，每一支队都由经过战斗考验的军官任指挥官。

　　普列斯特斯成人民“希望骑士”，激战两年远征最终失败

　　为了摆脱政府军的追击，纵队越过山峰和雨林，穿过沙漠和沼泽，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几乎所有的战士都没有鞋穿，军服也破烂不堪。战士们被疟疾、黄热病折磨着，忍饥挨饿，经受着无法形容的困苦，但他们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我们决不让革命的火焰熄灭！”成为了纵队的口号。纵队每到一地，就立即采取革命行动，袭击和捣毁反动政府的行政机构，烧掉农民和地主的债约、法院的案卷和征收捐税的名册，组织群众大会，释放政治犯，并提出了“言论出版自由”、“实行无记名投票”以及“免费实行初等教育”等口号。普列斯特斯与战士同甘共苦，深受战士的爱戴，不久就成了纵队实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并被人民尊称为“希望骑士”。

　　在远征过程中，纵队始终坚持运动战和游击战，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作长久停留。他们绕过政府军占领的居民点，避免同优势敌军作战，经常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动突然进攻，又能灵活迅速地撤出敌人的包围圈，使不明情况的敌人自相残杀起来。战斗中，纵队常常能以少胜多，比如在戈亚斯州的塞卡洛佩斯附近，80名纵队战士打败了400名政府军，而在阿帕附近，120名纵队战士击溃了1200名政府军。在伯南布哥州的因布拉尔附近，30名纵队战士打败了一支250人的警察队。

　　由于纵队带来了自由和正义，群众完全站在了纵队一边。他们编了许多歌曲和故事来颂扬纵队的领导人和战士。沿途居民踊跃供给纵队粮食和药品，让出地方给纵队住宿并给他们担当向导。纵队的人员也因平民的加入而不断得到补充。

　　但是斗争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普列斯特斯曾寄希望于巴西北部和东北部一些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但这些地方的武装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1927年2月，纵队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北部同人数众多的政府军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由于力量悬殊，起义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停止战斗，余部撤到玻利维亚境内，“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到此宣布失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普列斯特斯纵队同人数超过他们20倍的政府军进行了53次大战斗和上千次小战斗，两次穿越巴西全境，转战巴西14个州，行程2.5万多公里，成为拉丁美洲现代史上的一大革命壮举。

　　经过长征，普列斯特斯纵队沉重打击了贝纳德斯政府的反动独裁统治，促进了巴西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也大大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丰富了巴西人民的革命经验，也使革命的领导人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他们头一次真正地深入接触了劳苦大众的生活，了解了民众的苦难和真正需要。但是由于起义领导人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没有采取措施去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没能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而且，起义队伍一直采取游击战术，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也没有与一些城市和农村的其他革命力量长期配合，最后以失败告终。但那些不可思议的统计数据以及革命者英勇顽强的精神，都足以使“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载入史册，被后人永远记忆。

　　普列斯特斯转向共产主义，东西方长征领袖在中国碰面

　　长征失败后，普列斯特斯被迫流亡国外，后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34年，他在墨西哥加入共产党。随后，他回到巴西组建了左翼的“民族解放同盟”，团结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与国内外的法西斯势力斗争。二战后，普列斯特斯长期担任巴西共产党总书记，并曾于1959年10月率团访华，见到了他敬仰已久的毛泽东，两位东西方长征的领袖终于得以见面。为了迎接这位贵客，毛泽东同志还特意在济南设宴招待了他。在此后的岁月中，普列斯特斯经历了政治上、生活上的许多苦难和动荡，但直到1990年逝世，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9年10月，毛泽东宴请访华的普列斯特斯（左）。
　　                                            

                                                                                      巴西普列斯特斯纵队战士
 

1969年 美国知青古巴砍甘蔗 一说起“知青”这个词，人们的思维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到30多年前。其实在那个火红的时代，
“知青”现象并非中国一家独有。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古巴，也出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知青”。
这些来自世界最发达国家的青年们，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自发地抛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踊跃去
古巴从事革命建设。

　　支援古巴革命，美国大学生要去古巴砍甘蔗

　　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美国青年
开始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在这轮高涨的革命热潮中，“我们
必胜”纵队成为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必胜”原是古巴到处可以听到的革命口号。1969年夏天，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持古巴的革命
事业，美国的一些左派组织组建了“我们必胜纵队”，召集青年去古巴帮助收割甘蔗。这在当时可
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因为美古已经断交，处于半战争状态。美国不仅在猪湾事件派雇佣兵入侵古巴，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古巴发出战争威胁，中情局甚至多次试图暗杀古巴领袖卡斯特罗。

　　然而美古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影响美国青年的报名热情，报名信如雪花般从全美各地飞到了纵队
组织者手里。为保证这次运动的成功，组织者们着实费了不少心思，准备工作相当细致。首先，为了
防止联邦调查局或中情局的特工混进队伍，他们严把人员招募关，对每个申请者的家庭背景都要进行
调查。随后，纵队组织者又对这些成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们甚至连应携带的个人物品都列了
一个详细清单，如在古巴可以用什么电池，什么裤子最耐穿，以及砍甘蔗时戴什么手套最好等。

　　舍家卖房筹措旅费，绕道他国来到古巴

　　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共有三批纵队成员至少900人到达古巴，但他们的旅程却并非一帆风
顺。当时，从美国无法直接前往古巴，纵队只好组织车队到加拿大或墨西哥中转，因此费用极高。许
多人为了去古巴不惜与家庭决裂，有人甚至变卖了家产筹措旅费。联邦调查局虽然没能把奸细安插进
纵队，但派了大量人员对纵队的活动进行跟踪，还对即将从墨西哥城出发的纵队成员一一拍照，摆出
一副要秋后算账的样子。

　　不仅如此，警察还在纵队的必经之路上散布种种谣言，通知沿途的商家旅店，“有一帮头脑怪异
的家伙即将由此路过，他们要去古巴砍甘蔗”。于是车队所到之处，听到的净是些冷言冷语和恶意嘲
讽，甚至路边的厕所也被锁上。因此，当这些美国“知青”到达古巴时，古巴人民的热烈欢迎场面让
他们由衷地感到自己找到了家。

　　在精神方面，美国“知青”们强烈地拒绝美国，当他们看到哈瓦那机场外的高速公路上有收费站
时，不禁惊呼，“什么？收费站？美国式的？在革命的古巴？不！难道他们要一只手高举革命的拳头
另一只手收钱吗？”使他们欣慰的是，当汽车驶过时，他们看到这个小屋早已被废弃了。

　　尽管美国“知青”们都下了要与美国社会一刀两断的决心。然而，要这些习惯了个人主义的美国
青年一下子接受集体主义是困难的。要彻底改变思想，还需要古巴人的帮助。于是，美国“知青”每
二十人被分成一个政治学习小组，每组都配了几名古巴人来指导他们的政治学习，这些古巴人可不是
什么大学生，而是普通的工人农民。“知青”们每隔几天就开一次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内容的小组会，
在会上，美国青年们彻底放下了架子，拜古巴工农为师，虚心地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在古巴，美国“知青”一般会呆上两个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砍甘蔗，业余时间则参观革命圣地
和进行政治学习。起初，美国“知青”们劳动都很积极，每个人急于表现自己，甚至和别人相互竞争。
然而进行了几天的高强度劳动后，砍甘蔗在美国人眼里渐渐变成了苦役。当时，“知青”们要每天八
个小时挥舞着砍刀与甘蔗搏斗，同时还要与甘蔗地里的各种蚊虫搏斗。而在美国时，他们中的大多数
除了修剪草坪外，从未干过体力活。一位“知青”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觉得每天走出帐篷去劳动
是越来越困难了。”

　　很快，“知青”们开始偷懒，中午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还有人开小差溜回营地，甚至有人谎报
病假。很多人盼望着天天下雨，这样就可以留在营地里休息。

　　这一切都被古巴同志看在了眼里。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行动，如开病假更加严格了，
需要医生出具的证明才行。同时，每周举行的会议上，劳动态度成了讨论重点。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
特罗也十分重视纵队的精神面貌，他在视察纵队营地时，强调了砍甘蔗的政治意义。卡斯特罗说，砍
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卡斯特罗告
诉美国“知青”们，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后才举行其他政治会议。在革
命领袖的鼓励下，美国“知青”们又重新鼓起勇气，坚决表示要与古巴人民一起，完成年产糖1000万
吨的目标。

　　古巴人民的以身作则也让美国“知青”们收获不少。在古巴劳动期间，他们经常访问一些古巴
普通民众，了解到古巴人不但要参加砍甘蔗等农活，业余时间还要参加革命宣传和学习。而当他们
问古巴儿童，“等你们长大时，如果工作都已做完了怎么办”时，孩子们总是异口同声地说：“其他
国家需要我们！”有人甚至怀疑：“古巴人会感到疲劳吗？”美国“知青”们还为古巴人低标准的
生活而吃惊。几乎每样生活必需品都要配给，每人每年只有一两双鞋，两条长裤。卫生纸已经两个
月没货了。中午开始停水，碗盏都堆在水池里要等到晚饭前才能洗，厕所也没法冲。但古巴人却那么
乐观，在困境中为建设国家不懈地努力着。

　　正是在古巴人乐观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面前，美国“知青”们被彻底感动了。一位美国“知青”
在回国后接受采访时说，古巴精神病人的政治觉悟都比美国的正常人要高。另一位美国“知青”则
表示，通过这次锻炼，以后每看到一勺糖，他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其中凝结了多少劳动。

　　尽管“我们必胜”纵队成员在古巴的劳动成果并不显著，回国后也未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革命事
业，但他们的活动无疑促进了美古两国的民间交流，而且参加过这一活动的美国青年在精神上都得到
了一次升华，可谓“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直到今天，这一纵队仍在美国活跃着，每年都组织
大批青年前往古巴体验生活，并为打破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不懈努力着。
 《环球时报》 (2006-10-25 第13版) 
                                            

10月10号，83岁的基辛格第40次来到中国，被北大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他还是那么Sharp。
                                                                

这位当年影响过世界的人物/中美关系的破冰使者/见证中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活化石，可能也是唯一还健在的，和中国从毛泽东开始每一代领导人都有着深厚的友谊的美国政治家。

基辛格和尼克松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毛主席年事已高，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用你们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去见上帝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两人商量片刻，尼克松说道：“您不会很快见上帝的，因为，要想同时容纳上帝和毛主席，天堂还不够大。” （Heaven is too small for both God and the Chairman )
 
最精彩的是毛主席的回答：“我什么时候去见上帝，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这是在干涉中内政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