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修养

洪家宁盗泉在山东泗水，《尸子》一书记载，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岭南则有贪泉，据传，喝了那泉中水会生出无厌之心。《晋书·吴隐之传》载，吴隐之任广州刺史时，曾专门跑到贪泉去酌饮，并赋诗一首：“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从盗泉到贪泉，从过而不饮到非喝不可，这中间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孔子对名的自善心理，无可非议，但多少让人感觉在作势；而吴隐之则是有勇气的。“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提出一个自身与环境的问题。碰上伯夷、叔齐，喝多少都没事，碰上“小人”，不喝也贪。贪人之贪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贪的环境，二是个人修养，无无厌之心者不贪，有无厌之心而无贪的环境氛围，也无从贪起。

前不久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四川简阳市原市长王善武，在总结教训时说：“如果我不当市长，就不会犯罪”，他的结论是这样产生的：“我官小一点的时候还很谨慎，后来官越来越大，没有人监督，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于是栽在市长这个位置上。”此话虽发自该犯内心，但还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因为他把犯罪，似乎归咎于“没有人监督”这一外因上，而没有从自身即内因上去进一步找原因。实际上，党和国家制定有一整套党纪、政纪和法令，来制约和惩办党政机关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这些纪委和法令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身为一市之长的王善武对此并非不知。监督不严是存在的，说：“没有人监督”则是不正确的，最根本的是他把这种监督当作了“鸡毛”，面对权力、金钱、女色等形形色色的诱惑，自身的“防线”崩溃了，私欲战胜了党性，贪欲代替了法纪，利令智昏而不能自拔，结果落了个可悲的下场。

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这样一则故事颇有哲理。说有两人被狐狸所媚，倒在深山老林之中，奄奄待毙，被一猎人救起。此二人对狐狸恨之入骨，大骂狐狸狡诈可恶，请猎人捕杀之。猎人说：“鱼吞钩，贪食故也；猩猩刺血，嗜洒故也；尔二人被媚，则乃贪色之故也，只应自恨，何需恨狐！”可见，外力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关键还在于内因起了变化，是私欲杂念使然。正如古人所云：“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少一些私欲杂念，加强身心修养，就能抵御“邪气”的侵入。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王宝森、阎建宏、胡建学、欧阳德之流在金钱、权力和美色面前败下阵来，当了诱惑的俘虏。而在同一环境下，面对同样的诱惑和风气，许多象孔繁森、李润五、张鸣岐式的共产党员的本色。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前者是缺少监督，后者是因为有了监督。我以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一句话，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品质、作风过硬，因而能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

不容否认，我国的各项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和健全。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这就是各种监督机制所具有的制约作用及其效力，是与被约束者自觉地接受的程度相联系的。倘若被约束者无视这些监督，那么，监督就可能对这样的人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种监督机制，以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转，国家工作人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加强廉政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使广大干部和党员在思想和作风上过得硬，以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

人生似戏不是戏。如果说，上帝造人，既赋予每个心灵以善的成分，又同时注入恶的毒素，那么，至少对诸如虚荣、自私、嫉妒、怠惰、贪欲这些“魔鬼”的存在，一般人都是自知的。可怕的只在于自己教唆自己，自己原谅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包庇自己，最终往往成为自己的奴隶。心与身的错位，灵与肉的分离，指责社会的不足，却回避自己的道义，憎恨别人的贪婪却宽容自己的欲望。这心魔每天不断地诱惑着你，只要你稍不小心，就会被征服。

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是靠其洁净的本性和抵抗污浊的能力；能够面对“酒绿灯红”诱惑心不动，常在河边走不“湿鞋”，靠的则是，高尚的人品和不断加强身心修养。

如果“我善养吾浩然正气”，任它什么污浊邪气侵蚀，“吾何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