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源流——伏羲始画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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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是由阴（ ）阳（ ）符号组成的八个三划卦，代表了天地间八种物质，古人用这样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揭示了宇宙间的秘密。八卦是由伏羲所画，从而揭开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历史，树立了第一座《易》之丰碑。易之源流——伏羲始画八卦

一、　伏羲——中华民族的始祖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系辞下》）。

    伏羲是传说中的人物，亦称宓犠、伏戏、包犠，后世尊称犠皇、皇羲。伏羲生活在约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姓风，为氏族首领，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传说他教民渔猎、畜牧、种植，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位一百一十五年，传十五世，共一千二百六十年，后被神农氏取代。

    我国古藉中有许多关于有巢、燧人、伏羲、神农、黄帝的传说。在没有文字的古代，只能靠口头一代一代传下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看来，司马迁也没有见到文字记载，也是听人传说的。在传说过程中，可能加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甚至荒诞的故事。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有人首虫身的图像，这可能是当时氏族的图腾，传说中就给伏羲按上了。对于这些传说乃至神话，要用历史唯物的观点去分析它、研究它，而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更何况将会有更多的出土文物验证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伏羲所生活的时代约在六千多年以前，相当于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早期，此时正是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时期。这时，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有所提高，但仍抗御不了大的自然灾害。《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虽说有些神话色彩，但在远古时肯定是发生了天崩地陷、火山爆发、洪水泛滥的大灾难，这是人们无法抗拒的，“炼石补天”可能是一种祭天活动。女娲是传说中伏羲的妻子，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用圭测日，很可能是伏羲画八卦的得力助手。

易之源流——伏羲始画八卦

二、　伏羲画八卦　

人们要认识自然，于是仰观天、俯察地；将其认识记录下来，便产生了八卦。应该说，伏羲的这些认识也是在继承先人智慧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所以说，八卦的产生应该是先人群体智慧的结晶。

　存在决定意识。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只能通过感观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

“仰以观象于天”，是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探索和认识，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是自我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尚书·尧典》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将天象记录下来，制成历法，传授给百姓，按照自然规律去安排农时，这是公社首领乃至以后统治者的责任。“俯则观法于地”，是对大地的观察和认识。他们“观”和“察”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鸟兽之文”，这不是鸟和兽身上的纹理，而是人们肉眼能够见到的、并被古人所认识了的天上的星座，并以地上的动物给它们命了名。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四个星座叫“四仲星”，它们是“星鸟（朱雀）”，“星火（青龙）”、“星虚（玄武）”、“星昂（白虎）”，每个星座有七棵星，共二十八棵星，称为二十八宿。“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系辞上》），白天黑夜的更替，春夏秋冬的形成，雷电云雨的产生，都与星体运动有关，“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日月星辰的运动和春夏秋冬的推移从没有发生过差错。

“俯则观法于地”，是对地的观察和认识。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地、川、山、泽都有它们各自的形态，不同的功效，人们要想生存就要正确地认识它，掌握它们的规律，这是非常必要的。

“近取诸身”，说的是人。人有男女老幼、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将其都取象于八卦之中。

“远取诸物”，说的是物，包括动物、植物及世间万物。

通过上面的“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将天、地、人所有的“象”都认识了，掌握了它们的运动规律，“天生万物，圣人效之”（《系辞上》），之后就是“法”，效法这些象和其运动规律、法则。再后就是“取”，进行抽象、舍取，将其用符号记录下来,这就形成了八卦。

八卦是远古祖先对天地自然现象及其运动规律长期观察、认识的产物，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也不是上帝赐给的，更不是天外来物，它是先人长期实践的结果。

孔子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简练地说明了八卦的生成过程。

先有“太极”　“太极”是什么？“太”者大也，“极”者远也。“太极”就是在那遥远的时期，天地尚没有分开，还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气团的那个时期。《易纬》说：“有形成于无形”，宇宙大爆炸初期，天地混沌，被气团笼罩，“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这四个阶段。“太易”是未见气体，“太初”是气始生，“太始”是开始有了形体，“太素”是开始有了物质，“气形质而未离，故曰浑沦”。这种混沌时期就称为“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就是天地。混沌初开，天地分明，由“太极”的混沌时期发展到了“两仪”阶段。我们今天可以用文字做这样的描述，可是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智慧的古人就用符号将其记录下来，用 表示天，用 表示地，并赋予它们以属性， 为阳为天， 为阴为地，将天地间万物都纳入了这个范畴，非阴即阳，非阳即阴，再无选择的余地。

阴阳代表天与地，那么，阴阳这两个符号又取象于那里呢？郭沫若认为是取象于男女的生殖器，这是有道理的。在远古时代，人们穿树叶、裹兽皮，几乎是赤身祼体，甚至当女人怀孕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踩上了圣人的脚印，“近取诸身”自然就想到了人的生殖器。其实，在《易传》中对此已经作了表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即是天为阳象征男，坤就是地为阴象征女。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乾阳静的时候是专一静养，养精蓄锐；动而用事的时候则一往直前。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坤阴静的时候是合起来的，动而用事的时候是张开的。孔子还用门作个比喻，“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静的时候将两扇门关闭时是坤，动的时候将两打开是乾。这些都直白地说明，乾坤符号是取象于男女的生殖器。

这两个符号是原始的，但却是合理的、科学的。它就好像正电（＋）和负电（－）符号一样，形象而又精确地代表了两类不同的物质。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正负电碰撞时，将会发生巨大的能量；阴阳结合时，将会演译出宇宙间千变万化的形态。

两仪生四象　“四象”就是四时。乾坤运转，天地变化，阴阳推移，因而产生了春夏秋冬，这是古人最先感知的客观事物和已被认识了的自然规律。从两仪到四象的认识，不知又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间！

用什么来表示这四时呢？既然天地已一分为二，分成阴和阳，那么，四时就应该由这两对矛盾的变化、组合而生成。这一阴（ ）一阳（ ）两两组合只能有以下四种情况： 是两阳结合，谓太阳为夏。 是两阴结合，谓太阴为冬。 是一阳一阴，阳上阴下，谓少阳为春， 是一阴一阳，阴上而阳下，谓少阴为秋。这样春夏秋冬就标识出来了。

这个符号标识是科学的。既然将天地万物分成阴（ ）和阳（ ）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那么，阴阳的变化就必然首先生成这四种物象。少阳（ ）阳在上阴之上，虽说阴气未散，但天上阳光普照，犹如春天到来。太阳（ ）是两阳结合，有阳无阴，犹如烈日炎炎，夏天到来了。少阴（ ）阳在下未尽，而阴却在上初结，秋霜将至。太阴（ ）与太阳相反，两阴结合而无阳，阴气凝结而代表冬。古人只画了这四种符号，今天我们却得用这么多文字去解读它，可见其含义之精深！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本《周易》，将阴的符号画成了∧。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号墓出土的竹简，将阴的符号画作┘└。这都是因为画 时，易将其连接，分不出间隔而引起误解，故这样画的，应与�⑼�样看待。

四象生八卦　“四象”，在天它代表春夏秋冬四时，在地表示东南西北四方，可这还只是一个粗钱条的划分。春至夏，夏至秋，秋至冬，再由冬返回春，这中间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东南西北之间都有一个偏角，有四直还有四隅。四象尚不能包含天地间万物，于是就又产生了八卦。

八卦是由四象变化而生成的。怎么衍生的呢？请看下表：

在太阳 、太阴 ��、少阳 、少阴 ��各加上一个 或 　符号，就形成了八卦。

八卦代表了天地间八种物质，“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恒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说卦传》还将其进行了归类，其基本取象如下表：

至此：

    这张图看起来很简单，可它却说明了八卦衍生的全过程。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越落后，人的认识就越缓漫。从阴阳符号至八卦的形成，不知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间！伏羲是集大成者。

    八卦是古人长期“仰观俯察”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晶，伏羲为我们植下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树立了第一块易之丰碑！

一段湮沦的易史

    自伏羲始画八卦，至《周易》的形成，这中间约三千多年。《易》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肯定是代代相传的，并在传承过程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段易史已经变得模糊了。

一段湮沦的易史

一、被历史湮没了的《三坟》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春秋左氏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尚书序》亦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三坟》，传说是我国古代最古老的易书，但在唐之前的典籍中并无此书内容的记载。北宋元丰年间，张商英自称得之于民间，明时刻入了《汉魏丛书》。此书的真伪一直说法不一。

    传说，《三坟》分《山坟》、《气坟》、《形坟》三篇。

    《山坟》传说是先皇伏羲之易，取象于八种山，即：崇山、伏山、列山、兼山、潜山、连山、藏山、叠山；卦名分别为：君、臣、民、物、阴、阳、兵、象，反映了古人崇山的思想和人的等级制度。

    《气坟》传说是人皇神农氏（炎帝）之易，八卦的名称是：地、木、风、火、水、山、金、天，此谓之“八气”。八气的生成转化过程是按“归、藏、生、动、长、育、止、杀”顺序排列的，反映了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思想理念。

    《形坟》传说是地皇轩辕氏（黄帝）之易，其八卦取象和卦名是：乾形天、坤形地、阳形日、阴形月、上形山、水形川、雨形云、风形气。将《乾》列为了首卦，反映了母系社会的解体和父系社会的确立，及崇尚阳刚之气的思想。

     《三坟》的真伪尚不能定论。古籍记载有《三坟》，是否就是张商英所说的这个，尚有待考证、研究。但可以肯定地说，自伏羲之后，《易》并没有停止发展，这才有了夏、商之《易》。 

一段湮沦的易史

    二、已经失佚了的《连山》和《归藏》

    《周礼·筮人》说：“筮人掌三《易》之法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是夏代之易书，《归藏》是商代之易书，《周易》当然就是周朝之易书了。这段易史本来是可以连接的，但不幸的是《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佚了！

《尚书·洪范》载，箕子说：“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在殷周时，三易还并存，太卜掌握着三易之法，对一个事物由三个人用三种方法卜筮，两个人占卜的结果是一样的就可信。春秋时，孔子还见过商易，《礼记·礼运》载孔子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就是以《坤》为首卦的商易。后汉桓谭在《新论》中说：“厉山（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据此推测，此书没有毁于秦始皇之焚书，后汉时此二书尚存，以后却亡佚了！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古籍中的只言片语来窥其一斑了。

《连山》是夏代（约公元前2300——前1800）的易书，传说是因袭伏羲《山坟》易演化而来。《连山》以《艮》为首卦，这大概是与夏人崇拜山林有关。《国语·周语》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当时人们以渔猎为生，活动在山林江河之中，天天以山林为伴，认为山有灵气，其气上升可与天相接，故名易为《连山》。

《归藏》是商代（约公元前1800——前1200）的易书，以《坤》为首卦，传说是由炎帝的《气坟》演变而来。坤为地，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她承载万物，将万物归而收藏，表明了商人对地的崇拜；坤又为母，又表现了商人尚母的思想。

《连山》与《归藏》有两个共同点：

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八个经卦、六十四个别卦，只是排列顺序不同，这在出土文物已经得到证明。1950年，郭宝钧先生在安阳四盘磨SP11探方中，发掘到三块卜骨，其中一块横刻三行文字。1957年，唐兰先生对卜骨文字进行考证，认为其数目字分别为“五、六、七、八”，两行的最后一个字是“隗”和“鬼”。1978年，张政烺先生在一次古文字研讨会上提出，“五、六、七、八”是四个特定数字构成的复合符号，就是由老阴、少阴、老阳、少阳所构成的卦。1980年，张先生又指出，“七八七六七六”是《未济》（ ）卦，“七五七六六六”是《否》（ ）卦，“八六六五八七”是《明夷》（ ）卦，这就揭开了“数字卦”的秘密。之后，张先生又从甲骨上、铜器上收集到33个“奇字”，将其释为32个卦，其中有25个是六划数字卦。这种数字卦已被易界广泛认可，并认为它形成于商朝早期，这也就验证了高亨在1943年所说的“重卦之理，至晚当在殷代”（《周易古经通论》）。

有人说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演，从事物的发展和人的认识规律来看，是不可能的。刘运兴在《三易名义考》中说：“羲农时当洪荒远古，由文化发展规律而言自无重卦可能，其筮卦当不出八卦范畴。夏禹脚跨文明门槛，治理洪水，揉和万邦，其思维认识水平完全可以达到在传统筮卦基础上建立系统的可能。”

另个共同点是：《连山》和《归藏》都有卦辞和爻辞。后汉·桓谭在《新论》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虽说现在已不得而见，但在古籍中尚可以寻到蛛丝马跡。《左传》和《国语》中就引用了二十多处《易》的卦辞和爻辞，而现存《周易》中没有。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厉公让太卜占筮，得《复》卦，卦辞是“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又如《左传·僖公四年》载，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命卜史占之，得繇（占辞）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僖公·十五年》又得《蛊》卦，卦辞是“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另外，《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里’。” 这些卦辞在《周易》中都是没有的，可以推断，在《周易》之外还有易书是有卦辞和爻辞的，这只能是《连山》或《归藏》。

《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这在古代可以说是宏篇巨作了！在没有文字的古代只能靠口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甲骨文也是无法记录的。虽说春秋以后有了竹帛书，可要想把这么多文字刻录下来，并非易事；就是刻录下来，恐怕也得装上几车，所以只有在朝庭卜吏手中掌管，可以说是“孤本”了，不能向民间转移，这样失传的概率就很高了。《周易》也是五千余言，可此时刻书技术已经比较发达，可以刻录若干本，并向诸侯国和民间转移，使之得以保存。

《山坟》、《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佚，使得这段易史变得模糊了，易界的专家、学者苦苦追索，想填补这段易史，无柰史料缺乏，尚不能如愿，这只有期待更多的文物出土了。

易之第二座丰碑——文王《易经》

《易经》原本叫《周易》，顾名思义，这是周代的易书。《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这是在现有典籍中最早出现《周易》书名的。之后，《左传》中多次提及“《周易》有之”，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周易》就已经成书，并开始由周王室向诸侯国和民间传播。

 春秋时，孔子作《十翼》解释《周易》。汉朝“独尊儒学”，将儒家之书称为“经”，把《周易》更名为《易经》，把《十翼》称为《易传》，后又将二书合一总称《周易》，这样《周易》的署名权就被剥夺了。事隔二千多年了，这场“官司”也不知該找谁去打，我们姑且把《周易》就叫作《易经》吧！

易之第二座丰碑——文王《易经》

一、《易经》的作者

《易经》是何人所作，在易界尚有不同看法。最先提出《易经》作者的是北宋·朱熹，他在《周易本义》解释《系辞上》“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时说：

彖，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为爻辞，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面而言；变，指一节而言。

朱熹将卦辞和爻辞的作者分属于文王和周公，父亲出题，儿子作文，是父与子的合作产物。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周族是夏商时后起的一个姬姓部族，相传始祖为后稷，传十五代到文王。文王名昌，商殷时被封为西伯，故又称伯昌，是武王、周公之父，武王得天下后，追尊为文王。周第十三代先祖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爷爷，他的最大业绩是迁都至岐阳周原。为什么又要迁都？史书上有许多说法，但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诗经·鲁颂·閟宫》了：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翦”同“剪”，除掉之义。看来自公亶父迁都至岐阳周原开始，就立下了灭商的决策。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历经四代才完成了灭商的大计。

文王之父季历继承先祖遗愿，为灭商不断积蓄自己的实力。据《竹书纪年》载，他有显赫的战功，商王大丁看见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就把季历给杀了。

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商、周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周文王继位之后，更加致力于扩张自己的势力，据《史记·周本纪》载，他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等，均取得了胜利，使“三分天下有其二”。周的强大使殷大为震惊，故将文王关进了羑里国家监狱。

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周文王，在羑里监狱长达七年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我们猜度，他不会违背先祖的遗训，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定是追昔抚今，总结历史的教训，谋划灭商建国的大计。他所能做的就是“演《易》”。《史记·周本纪》载：“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有人据此推测，是文王重演的六十四卦，这是不对的。前面已经提及，夏商之易就是六十四卦，文王不过是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次序，并为其撰写了卦辞。孔子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这话是对的。卦辞有些隐晦难懂，又多危厉之辞，这与文王的处境有关，身居囹圄之中，失去了人身自由，怎能把话说得明白呢！

演易是要有时间，文王囚羑里七年，重新演易，并为之作了卦辞，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其子周公深得父亲的旨意，在平定殷叛后，因君臣发生了误会，回家呆了三年，专心研易，为其作爻辞，使其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反映的内容上来看，《易经》记录了商周时期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如王亥丧羊、武王伐纣、周公相国、平定殷叛、建造洛邑……，而至周公还政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易经》中就没有反映了，犹如历史至此嘎然而止！这说明，《易经》中的爻辞确是周公所作。周公卒于约公元前1053年（根据新的历史断代有些误差），《易经》当成书在这之前，距今约三千多年的历史。

《易经》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它是“符号＋文字”，必须是文字与符号一起解，才能读懂。作者将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等归纳成哲理，形诸于文字，巧妙地将其嫁接在卦的阴阳符号上，赋予“无言符号”以生命，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易之第二座丰碑——文王《易经》

二、《易经》是周人的政治纲领　

文王演《易》是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周公又将其具体化了。让我们以《乾》、《坤》两卦为例说明之。

大家都知道，商易《归藏》是以《坤》为首卦的，而文王却以《乾》为首卦，以乾统坤，以坤顺乾，鲜明表明了要以“乾坤颠倒”的气魂去灭商。《乾》卦辞是“元亨利贞”，说明此道是大为亨通吉祥的。《坤》卦辞是也是“元亨”，但却加了许多附加条件。“利牝马之贞”，利于阴性，阴顺阳则可获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西南”、“东北”指的是商、周当时的地理位置，周在商西南，商在周东北。《蹇》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卦辞“利西南”，与“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对周有利，对商不利，投向西南是周的朋友，奔向东北则是周的敌人。这可以说是文王的政治纲领。

周公总结了周朝建国前后的历史，对这一纲领作了充分的说明。

唐·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引干宝语，对《乾》爻辞注释说：“‘澘龙勿用’ ，言文王当困于羑里”，“‘见龙在田，利现大人’，而以文王免于羑里之日当之”，“‘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此盖文王反国”，“‘或跃在渊’，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飞龙在天，利现大人’ 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亢龙有悔’，武功既成，义在止戈”。

干宝对《坤》卦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解释说：“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也。”指的是武王伐纣之事，两军战于孟津之野，血色相杂，流血漂杵。

    从干宝的这些解释可以看出，《乾》、《坤》两卦的卦辞表明了文王灭商的决心，而周公所作的爻辞是对这一历史的总结。所以我们说，《乾》、《坤》二卦是周王朝的政治纲领，其余六十二卦的卦辞和爻辞都是以此展开的，全面反映了西周初期的历史面貌。

易之第二座丰碑——文王《易经》

三、贯穿《易经》的一条主线是“灭商”　

“翦商”的政治方针，经公亶父——季历——文王三代的努力，最后重任落在武王的肩上。

文王在伐崇后的第二年就死了，武王担当起伐殷的重任。《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这实则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武王看到时机尚不成熟，敌强我弱，遂又退兵。又过了两年才大举伐纣。这段历史在《易经》中多有记载。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东观兵”时：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于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即渡，有火至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云。

古《尚书》有类似的记载，只是将“俯取以祭”写作“出涘以燎”，这是一个卦象。鱼出泽中，火燎于下，正合“泽火革”之卦象。殷喜白，周喜红，红火烤白鱼，又有瑞鸟来贺，有伐殷必胜之象。但“能事鬼神”的周公却说：“恐恃之。”大概他看到鱼能跃上船，说明它还有生气，火本应上炎却复于下，说明时机还不成熟，武王同意周公的意见。

八百诸侯会于孟津，同仇敌忾，《革》爻辞“巩用黄牛之革”，是说这种会盟巩固得像用黄牛皮制成的革捆起来那样，牢不可破。武王在会盟大会上发表了三篇讲话（见《尚书·泰誓》），这就是爻辞所说的“革言三就”。这次会盟定下了伐纣的日期，即“巳日乃革之”，这与卦辞“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是一致的。如果说卦辞是文王所作，那么，“巳日乃孚”当是文王的遗嘱了！“巳日”是阳气上升、阴气渐消之时，而武王伐纣恰是“癸巳始发日”，这大概是巧合！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疪、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毕伐’”，这就是《革》卦所说的“改命”，“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纣王看大势已去，“自燔于火而死”，大概应了“火烤白鱼”之卦象，这真是“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殷都“城复于隍”（《泰》），“阒于其人，三岁不觌”（《丰》）。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纣是在“二月甲子昧爽”，史书多记载了这一天的天文情况：“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 （《国语·伶州鸠》），“五星聚于房”（《竹书纪年》），“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桓谭《新论》））。中国科学院夏商周历史断代专家们确定，武王伐纣这一天是公元前一○四六年一月二十日（甲子日），这一天，天上出现了彗星。彗星俗称“扫帚星”，认为这是不吉利之星。《丰》卦爻辞记录了这一罕见的天文现象。

“日中见斗”、“日中见沬”这是一种奇特的天文现象。北斗星只有在夜晚才能见到，白间见到北斗星和沬星，说明天空非常昏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丰其蔀”、“丰其沛”。阳光被遮蔽，不明亮，彗星横亘天空，遮天蔽日。可这时武王要举行庆祝大典，“往得疑疾”，人们产生了疑虑，占卜的结果告知“勿忧，宜日中”。“斗为帝车”，“天子之星”（《史记·天官书》）。日中见斗，说明一个新的明君就要出现了，故“遇其夷主”、“遇其配主”。至于那个倒霉的扫帚星，是应在殷纣身上的，故庆典照常举行，武王发表讲话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武王克殷后，建立了西周。《师》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说的就是建国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的领地。“列爵惟王，分土为三，建官惟贤”（《尚书·武成》）。

武王在灭商以后的第二年就病了，又二年逝去。当时武王之子成王尚幼，由周公摄政。在这七年时间里，周公用了三年东征平定殷乱和东夷族，营建了东都成周（洛邑），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还政后仍主持殷地事务，对新生的西周政权的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易之第二座丰碑——文王《易经》

四．《易经》的精髓部分是它的哲理

 无可讳言，《易经》是一本卜筮之书。卜筮本身就是哲学。在生产力低下古代，人们是用卜筮这种手段去了解和认识自然和社会，这是一种哲理的推断。《易经》是根据商周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并吸收了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将其抽象成哲理，从哲理的角度来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和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解决的办法，因而它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

《易经》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这里我们只能略举一斑。

 有孚顒若　“孚”是《易经》哲理核心，在六十四卦中，“孚”字就出现二十六处之多。“孚”即是诚信。“孚”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对待祖先要用诚信，二是在人的交往中要讲诚信。周王朝是把祭天与祭祖结合进行，祭祖的目的是团结族人，凝聚人心。《易经》作者主张，“盥而不荐，有孚顒若”，祭祖要有“孚”，至于贡品吗可以少一些， “二簋可以享”（《损》）。“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既济》），用微薄的夏祭，也能得到上天的赐福，其关健就是“孚”。在国与国、上与下、人与人的关系上必须讲“孚”，“有孚比之”（《比》），“有孚在道”（《随》），“有孚挛如”（《小畜》），“有孚威如”（《家人》），“有孚顒若”（《观》）……。“有孚窒”（《讼》），大家不能以诚相待，就要发生讼事。如果人人都不讲诚信，那么，社会就要大乱了。

“孚”是什么呢？《易经》作者说：“有孚盈缶，终来有它”（《比》），诚信就像一个装满水的罐子，那样盈满，又朴实无华，外表毫无任何雕饰，供人随时饮用，长久汲取而不衰。

 对立统一　《易经》是把卦辞和爻辞嫁接在八卦、六十四卦上的。八卦是由阴（- -）和阳（—）两个符号组成的。这两个符号是贯通一切事物的对立而统一的两个方面。《乾》和《坤》是对立的，但它们又是统一的，阴阳调合才能有万物。《易经》在卦辞和爻辞中虽说没有提到“阴阳”，但无不贯穿着这一的思想。在六十四卦基本上都是两两相对的，这两个相连的卦反映了一个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泰》�合虑�上坤，天地交而万物通；而《否》�回栽蚴窍吕ど锨�，天地不交而万物塞。《易经》就是这样来阐明和揭示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的。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事物是曲线发展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则“物极必反”，这一思想几乎贯穿了《易经》的始终。文王所排列的六十四卦次序，基本上就是按事物的发展规律排列的。《乾》和《坤》是六十四卦的总纲，从《屯》至《既济》完成了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但《既济》卦辞却告知“初吉终乱”，接着就是《未济》，事物又回到了初始阶段。再从每个具体卦来看，每一个卦都是由“初”到“上”六个爻组成，初爻是事之始，上爻是事之终；至终之后就“物极必反”，就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卦，开始了一个新的“小循环”。由此可见，《易经》就是这样来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指出：事物的发展从宏观上来说是“履道坦坦”（《履》）；但发展的过程却是“无平不陂”，是曲线发展的；发展到最后则“无往不复”，物极必反。《易经》作者告诫：不要“过涉灭顶”（《大过》），“不远复”，“其旋元吉”（《复》）。古人有这样的朴素认识，实是难能可贵！

 矛盾的转化　　《易经》通篇都充满着矛盾，每一个卦都是一个矛盾的个体。《易经》作者已经意识到两种不同的矛盾，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需》卦是说人们在田野里劳动发生了械斗，“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流了血。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很简单，“需于酒食”、“敬之终吉”，。《易经》作者对解决这类矛盾的总的原则是“唯有解”（《解》）。另外一种矛盾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就不行了，得用“革”的办法。《革》卦就连孔子都承认写的是“汤武革命”。卦中提出解决类似殷纣这样的事情，要有“虎变”、“豹变”的决心和威力。这一思想在其它卦中也有反映，如：《师》卦说的是要动用军队，用武力的办法解决；《鼎》是以鼎喻国家政权，要让它“颠趾”、“耳革”、“折足”。《易经》作者把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称之为“改命”！正如武王在灭商以后所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史记·周本纪》）。

匪正有眚　古人经过对自然界各种事物的观察，初步认识到了应该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将受到惩罚。《无妄》卦（ ）下震上乾，雷在天下行，符合自然规律，谓之“天道”；卦中“六二”与“九五”正应，阴阳各得其位，刚柔交合而不乱，这是“人道”。天道和人道都按一定的规律运行，故“元亨”。卦辞诫之“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是说如果不按“天道——自然规律”和“人道——社会规律”办事，将要有灾祸，受到惩罚。这一思想在许多卦中都有阐述。《大壮》卦与《无妄》相反，雷在天上行，有悖自然规律。当事物发展到强盛阶段，如若不审时度势，仍贸然前进，就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必然会受到挫折。

官有渝　　古人已经认识到，人的认识是从在实践中来的，也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咸》卦（ ）说的是“取（娶）女”，即用男女相亲相爱的经过来说明人的认识过程。男女之间的相互感应，先是“咸（感）其拇”，接着是腓（腿肚子）——股（臀部）——脢（背部）——辅（颚）——颊（腮）——舌，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感应过程。《随》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官有渝”。“官”指五官，代指思想；“渝”，变化。“官有渝”是说人的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将会发生变化。“出门交”即走出家门与大家在一起，这样就会“随有求得”、“随有获”。古人的这种认识虽说还很粗浅，但却难能可贵！

《易经》还提出了许多古老的哲学思想，如“拔茅茹以其汇”（《否》）——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视履考祥”（《履》）——要进行考察研究，等等。《易经》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和开发。

易之第二座丰碑——文王《易经》

五、《易经》的卜筮功能

《易经》是卜筮之书。但它与其它卜筮方法不同，不是说占到了“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就说：这个女的十年后才能结婚生孩子；测到“夫妻反目”（《小畜》），就说：夫妻不和，必定要离婚。而是将事理和哲理结合起来进行推断。

在《左传》中记载了二十几个卦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现举《昭公十二年》一例。鲁国南蒯准备叛乱，他占了一卦：

    南蒯枚筮之，遇《坤》�敝�《比》�罚�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事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我们引用这样一大段文字，是想看一下它占断的思维过程。此是《坤》卦五爻动，六五爻辞是“黄裳元吉”，如果望文生义，那就可以黄袍加身了，然而不能这样简单推断。惠伯认为“黄裳”是下饰，它具有忠、信、善的品德，要违背了这“三德”是不吉利的。惠伯这些话，一是源于孔子，《易传·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二是顺应民意，乡人听说南蒯要叛乱，都斥之以鼻，作歌云：“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惠伯就是根据这些进行推理的，认为作臣子的犯上作乱是不吉利的。

周公曾对其子伯禽说：“《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韩诗外传》）。《谦》卦 上坤下艮，山本高却甘居于下，卦辞和爻辞是阐明以谦道养身、平家、治国的道理。如果说，占到了《谦》卦，问：能否升官发财、婚姻是否美满、丢的东西能否找到……这个卦辞和爻辞解决不了！

由此可见，《易经》它是一部推理之书，是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它讲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哲学思想，对儒家、道家、法家学说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荀子亦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其义很明确，只要撑握了《易》的基本理论，就可以用这些思想、理论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需要什么占卜。

周文王和周公将“无言《易》”发展为有生命的“文字《易》”，并赋以哲理，这不只是对易学的继承的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一大贡献，为我们树立了又一块丰碑！

易之第三座丰碑——孔子《易传》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未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彖》、《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与《易》，则彬彬矣。’”《十翼》之说始见于《易纬·乾凿度》：“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十翼》又称作《易传》，共七种十篇，它们是：《系辞》上下、《文言》、《彖辞》上下、《象辞》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此十篇是否孔子所作，在易界原有争议。孔子做学问的态度是“述而不作”，由其弟子将他的讲话整理出来而成书。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汉《帛本周易》，就有孔子与他的弟子讨论卦、爻辞的记录，约一万一千多字，还出土了《系辞》和《说卦传》的部分章节，这说明，《十翼》确是孔子所作，它与《论语》的文字语言风格是一致的。《易传》与《论语》、《中庸》、《大学》都是儒家的重要著作，是研究儒家思想不可多得的史料。

汉朝将《十翼》更名为《易传》，与《易经》合为一书，统称《周易》，后人就认为，《易传》就是为解《易经》而作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易传》是“易之传略”，

它在解《易经》的同时，对易史及易学理论都作了经典性的论述，这是前无古人的！如果没有孔子的这些论述，或许我们今天还不知《易》是在说什么！

易之第三座丰碑——孔子《易传》

一、《易传》——一部古代易学简史

 在《易传》的《系辞》上、下和《说卦传》中，孔子简略而又全面地阐述了《易》的理论和发展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易》的一部简史。其主要内容有：

《易》的形成与发展　《易》是怎么形成的？在孔子之前没有人谈这件事。孔子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明确说明八卦是伏羲所作，而且强调它是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来的，故它能“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是怎么发展的呢？孔子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易》之兴是在殷周时期，“《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这就将《易》的发展史粗线条地勾划出来了。

阴阳八卦　孔子说：“一阴一阳为之道。”阴和阳是卦的最基本、也是最小的符号，但它也是最大的符号。将宇宙万物一分为二，曰阴曰阳，阴阳变化就形成了宇宙运动的规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确地说明了八卦的形成过程。在《说卦传》中，孔子还详细地说明了八卦的方位和属性，“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则顺，知来则逆，是故《易》逆数也。”这说的是《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帝出乎震”一节说的是《后天（文王）八卦方位》。《震》为动在东，《巽》为风在东南，《离》为明在南，《坤》为地在西南，《兑》为悦在西，《乾》为天在西北，《坎》为水在正北，《艮》为山在东北。

六十四卦的形成　对于六十四卦的形成，后人提出“加一倍法”，即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这只是数量上的“分”。孔子说是：“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摩，八卦相荡”，这里说的是“合”，是三刬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

《乾》《坤》在六十四卦的作用　孔子推崇《乾》、《坤》二卦，认为“《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大哉乾元”，“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些论述说明，《乾》和《坤》是六十四卦的统帅、灵魂，没有《乾》和《坤》就没有六十四卦。

《河图》《洛书》之说　孔子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之说始见于《尚书·顾命》，说在成王逝世的葬礼上陈列了许多宝器、用具，其中“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列”，至于“天球”是否就是《洛书》还不得而知。这说明，《河图》由来已久，孔子说这样的话，可能他见过这两张图，孔子用文字描述了《河图》：“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这为后来研究《河》、《洛》提供了依据。

“大衍之数”说　卦是怎样演译出来的？孔子说：“大衍之数五十，其作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筮二百有六。《坤》之筮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其之数。”这对卜筮过程作了介绍。

以上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易传》是《易》的发展历史，是《易》之理论概述。除《河图》之外，其余一些论述在这之前的古籍中是没有的。凡是说《易》、写《易》的都要反复引用孔子的这些话，岂不知这些理论与《易经》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不是为解《易经》而作的，而是在向我们讲述那古老的易学！

易之第三座丰碑——孔子《易传》

   二、《易传》中的思想内容

在《易传》中，孔子是用儒家思想来解《易经》的，他所解不完全是《易经》的本义，许多地方是他学习的心得体会，但却精辟地阐述了孔子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教育以及伦理道德等思想。下面我们择其要介绍如下。

天地人合一 孔子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就把天、地、人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天地人合一”思想。天上星转斗移，地上春夏秋冬，都按一定规律运行着。人在天地间，也随天地之道的变化而变化、运动而运动，天、地、人是浑然一体的。“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阴阳二气缠绵交感，万物醇厚化生；男女构精，阴阳交合，而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这是同一个道理。孔子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这是孔子对《易》的解释。“三才”就是天、地、人，“两之”说的是天地人在卦爻中的位置。卦有六爻，上两爻代表天，下两爻代表地，中间两爻代表人，将三者统一在一个卦中，以说明它们的统一性。天道、地道、人道，天道就是天体运行规律，人的行为要适应这个规律。

与时偕行　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在《乾·文言》、《彖·损》、《彖·益》中三次提及。“时”指四时，“偕”同俱。天体按一定的规律运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从不违时；人的行为也应该随之变化，不能违背。孔子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天奉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有圣德之人，他的行为遵循四时的变化而有序的变化，有时可能超越天象而行动，有时也可能后于天象而处事，这都不违背天道，天不会惩罚它，更何况人和鬼神呢！人的行为要适应有形的规律，也要符合这种无形的规律，天体在运动，社会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人的思想也要隨之变化、发展、前进。我党提出“与时俱进”，语概出于此。

忧患意识　孔子认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有物不废，俱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孔子由此作了许多发挥。他在看到《否》卦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时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其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释《乾》爻辞“亢龙有悔”时说：“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些论述都是很精辟的。作为一个统治者要有忧患意识，有安就有危，有治就有乱，有存就有亡，有进就有退，这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要未雨绸缪。

明罚敕法　孔子对刑罚做了许多论述，他的观点主要有：一是要“明罚敕法”，就是说，在立法时要明确处罚规定，规定要清楚，处罚要准确，并将其公布于众，“刑罚清而民服”。二是要“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在执法时，要明察各项政事，防止片面性；在断狱时，不能只听一面之辞，更不能用粉饰的办法，不要轻易断案。三是“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明察案情，分辨是非，慎重用刑，判决要果断，不能久拖不决。四是“赦过宥罪”，对犯有一般过错的人，应该赦免的就要赦免；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要减轻其刑罚，“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五是“议狱缓死”，对于犯有死罪的犯人，还是应该再核实证据，进行充分地论证、评议；如果证据确凿，也不要马上处决，可以缓期执行。在缓期期间如发现审判有误，尚可纠正；如若人头落地了，就再没有改正的机会和可能了。这些论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主张德教，不要滥杀人，他对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论语·博颜》）。就是非杀不可，也要先教后杀，“不教而杀谓之虐”。这反映了孔子及其儒家对刑罚的基本思想。

建万国，亲诸侯　孔子在观《比》卦（�罚┫笫保�看到“地上有水”，水地亲比，卦中唯一一个阳爻处尊位，由此想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建万国”，就是分封诸侯国，武王伐纣胜利后，就开始分封诸侯，共立七十一国，这是周王朝的的一个基本国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何管理这些诸侯国，协调各诸侯国与中央集权的关系，这确是一个难题，孔子提出“亲诸侯”，即用亲比的方法安抚诸侯，“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君臣和睦，则国泰民安。

除戎器，戒不虞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观《萃》卦是“泽上于地”，想到泽水大了也有决堤之时，人们聚集在一起也有生变的可能，因而提出“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要修治好兵器，以防不测之乱的发生，这是说国内之事。在国与国之间，孔子提出“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在商周时期，尚没有设险防御的设施，武王伐纣时，很顺利地就渡过了古黄河，武王的军队没有受到阻拦就到了牧野。“设险守国”至战国时才普遍得到运用，所以说孔子的这一思想是超前的，用他的话说是“思患而豫防也”。

不伤财，不害民　这是孔子的重要的财政思想。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足，主要是看国库的积蓄。《礼记·王制》载：“国无九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孔子认为，这些财政来源是“损下益上”，来自老百姓的税赋，“积中不败”，财物源源不断地充实国库，任其食用，永不衰竭，这是好事。然而，在财物的使用上应该是“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要管好用好这些资财，并以制度、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其基本原则就是：不奢侈浪费，又要不伤害百姓，要“损上益下”，用聚敛上来的财物为老百姓服务，做到“虽有凶旱水涝，民无菜色”，遇到了自然灾害，老百姓也不吃糠嚥菜。

观民设教　孔子看《观》卦是“风行地上”，从而联想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统治者应该经常视察四方，了解民情，体察民俗，看老百姓在想什么、做什么，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化手段。设教也要上顺天意、下顺民心，“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将教化与天地人联系在一起。孔子认为，君王是教育者应该首先受到教育，是一个有德之君才有资格去教化人。他说：“说以先民，民忘其死；说以犯难，民忘其劳”。君王应该以身作则，先于民众而不知劳苦，百姓也就会任劳任怨；君王不惧艰险，百姓也自然会舍生忘死。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就像风，百姓就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只要刮的是“德风”，社会就会被净化。

孚乃化邦　孔子在释《中孚》卦义时说：“说而巽，孚乃化邦。‘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孚”就是诚信，是《易经》的主思想之一，孔子将其提到“孚乃化邦”的高度，认为只有诚信才能安邦治国。《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万物都讲诚信，四季变化有节，花开花落有时，雁行南北有序，就连豚鱼也不例外。江豚从水面露出来，则泽上必有风，向东则东有风，向西则西有风，未尝失信。许浑诗谓“江豚吹浪夜还风”是也。孔子说“信及豚鱼”，就连豚鱼都讲诚信，况人乎！不但自己要讲诚信，还要用诚信去教育人、感化人、启发人，君臣、上下都讲诚信，国家就安定了，社会就会发展。

非礼弗履　“礼”是儒家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核心，它的基本命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要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而不主张用武力和刑罚，孔子在释《大壮》（�眩┴砸迨彼担骸袄自谔焐希�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非礼弗履”与《中庸》所说的“非礼勿动”是一个意思，即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做。礼表现在行动上，则是“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为政》）。

在《易传》中，孔子阐述了许多思想，内容十分丰富，道理深入浅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应该很好地去研究和发掘。

孔子对《易》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他所著的《易传》，实则就是一部《易学简史》。虽说他五十岁才开始研《易》，却深得《易》之真谛，为今后《易》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对《易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发挥，使其哲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完善和升华，形成了完整的“人文易”，或说是“哲学易”，这对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孔子为我们树立起了《易》之第三座丰碑！

《易》之第四座丰碑——巍巍壮观的宋代易学

《易》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无不从中吸收营养，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说和理论。但由于对《易》的理解不一样，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易》基本上是按着两条主线发展的，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是“义理派”，其特征是“舍象取义，得意忘象”。自孔子撰《易传》对《易经》进行解释后，后家均据此进行注释、诠解，形成了“义理学”，可称为是“儒家易”；另外一个就是“象数派”，其特征是以“象”和“数”解《易》，将《易》纳入了阴阳五行、日月星辰、四时变化之中，可以说是“道家易”。这派易学的一些理论，后来发展为“占卜术”。

在两派争斗中，“义理派”一直是占上风的。由于汉朝独尊儒术，就确定了“义理派”的地位。道家掌握有易之图象，或因自家的保守，或因政治原因，一直秘而不传，使象数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几乎与孔子同一时代的还有一位思想家，就是老子。他是道家的创始人。据传，老子得到了易图，有老子西行出关之说，他是“用图解易”。据说，老子的《道德经》思想就来源于《归藏》易。商易是以《坤》为首卦，推崇阴柔，老子也尊重母性，反复讲“万物之母”、“为天下母”、“知其雄，守其雌”等，把母性放在了首位，并发展为重“无”，即自然界“无为”的思想，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对《易》的阴阳学说进行了发挥，并鲜明地提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高下之相应也，音商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说明事物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构成了道家宇宙本体论的基本模式，这个“老子易”对后世影响很大。《易》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无不从中吸收营养，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说和理论。但由于对《易》的理解不一样，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自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这一千多年期间，是易学研究的平稳发展时期。这时。易界出现了一桩事，这就是“王弼扫象”。

王弼（226—279），三国魏玄学家，是魏、晋易学易理派的代表，他主张用《周易》经传和老庄思想解《易》，极力反对象数理论，提出“忘象以求其意”的口号。因为他少负盛名，又高居尚书郎，他的易学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使易理派得到了发展，而象数派却遭到了负面影响。

易学发展到了宋代，人才辈出，出现了陈抟、邵雍、朱熹等易学大师，将易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易》之第四座丰碑——巍巍壮观的宋代易学

陈抟——宋代易学的奠基人

陈抟（约公元871——989年），字图南，自号扶摇子，是五代、宋朝的道士和道教学者。当年举进士不第，便退隐山林，隐居修道，先隐居武当，后居华山四十年，被称为“华山道士”，寿高118岁。他与麻衣道者、吕洞宾交往甚密，麻道者将道家秘藏传于陈抟。《佛祖统纪》载：“处士陈抟受《易》于麻衣道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及一天人，历诋先儒之失，抟始为之注。又受《河图》、《洛书》之诀，发《易》道之秘。”陈抟得到的易图有：一是《易龙图》，讲天地的变化和组合，此图再没有传下来，不过《河书》、《洛图》就是由此演化来的；二是《先天太极图》，又称《天地自然之图》，讲八卦之象和阴阳变化的法则；三是《无极图》，说《坎》《离》卦象和五行之象，据说陈抟曾将此图刻于华山石壁上，现已失佚。再有就是麻衣道者所著《正易心法》，陈抟为之作注。

陈抟的易学思想，在他所著的《龙图序》和《正易心法注》（也只有这两部书流传于世）里得到了集中表现。他说：“《易》之为书，本于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何适而非阴阳也。”他特别强调乾和坤的作用，说：“凡阴阳之气，纯而不驳，是为乾坤。《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正谓此也。因知能尽《乾》之道，是为圣人；能尽《坤》之道，是为贤人。”这显然是老子的道家易学思想。

陈抟极力主张：《易》应该以象为主。麻衣道者说：“《易》道不传，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复晦。”“世俗学解，浸渍旧闻，失其本始，《易》道浅狭。”有人说这是对《周易》的批判和否定，这是望文生义！麻衣道者和陈抟所说的《易》指的是象数，认为八卦才是《易》之根本，“正《易》者，正为卦划，若今经书正文也”，这是对的。“伏羲作《易》，为《易》之始祖；文王用《易》，以解世之利弊；孔子解《易》，以明《易》之真谛，这是易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孔子解《易》，不只是解释了《易经》，而更多地是揭示了《易》之渊源及其原理，对阴阳、八卦、六十四卦乃至《河书》、《洛图》都作了精典的论述，如果没有孔子，《易》可能还传承不下来。陈抟说：“《易》之有辞，本为伏羲发扬”，明确说明《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也是发扬了伏羲之《易》，“经书正文”说的是伏羲的本义，是伏羲易的“注脚”。问题是“学者不知借辞以明其卦象，遂溺其辞，加以古今训注而袭谬承误，使伏羲初意不行于世，而《易》道由此浅狭矣！”这显然是对王弼“扫象”的批判。王弼全面否定象数，以经解易，使易界出现了“文字训诂”的恶劣倾向，把易学引向了歧途，陈抟此论是切中时弊的，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陈抟主张《易》“不立文字”、“不作纸上功夫”。麻衣道者说：“卦象示人，本无文字。”这是客观事实，因为远古时期没有文字，也无法用文字传递消息，只有以图象示人，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陈抟说：“羲皇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观其象而已。”主张“消息卦画”、“辞外见意”、“要须自悟”，这显然是道家的“参悟”思想，要靠自己去“悟”，“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悟性高的领悟就深，悟性低的所得就少，无须用文字语言去说明和解释，所以麻衣道者的书名就叫《正易心法》。陈抟不是一味反对用文字解《易》，而是反对那些胡诌八咧的语言，他本人就著有《指玄篇》、《钓潭集》、《龙图序》和《正易心法注》（前两篇已失佚），也是用文字解《易》的。

麻衣道者和陈抟都是得道高人，他们隐居山林，与世无争，一心修练。朝庭有四位君王下诏，陈抟都不出山；最后一次宋太宗赵匡宣诏，陈抟以106岁高龄入宫，在宫中住月余也只是长睡不起。我们不是绝俗之人，终不能把《易》像画一样挂在墙上，天天观摩欣赏，而不发议论。我们研易，是为了探索《易》之真谛，用古人的智慧匡世救民，“不作纸上功夫”是不行的。

陈抟的最大功绩就是把《易图》传承下来了。

陈抟将这些图传给了种放，种放（956—1016）是北宋的一个易学家，官至工部侍郞，晚年归居嵩山。种放又将《先天图》传给了穆修（979—1032），穆修传李之才（？—1045），李又传给邵雍（1011—1077），邵雍将其发展成为先天易学（后面将作介绍）。

种放将《河图》、《洛书》传给了李溉，李传给了许坚，许传给范谔昌，范传给刘牧（1011—1064）。刘牧经潜心研究，提出了易图三变模式，第三变便是这两张图，即五行生成图和九宫图，皆称为《龙图》。九宫图为《河图》，五行生成图为《洛书》，提出“图九书十”之说（后人对此有不同看法），著有《易数钩隐图》。

种放将《无极图》传给了穆修，穆又传给了周敦颐（1017—1073），周与其弟子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一起，将《先天太极图》和《无极图》融为一体，提出了“无极”和“太极”是宇宙万物本原之说。

至此，宋代易学的传承关系就比较清楚了，可见是人才辈出，研究硕果累累。本书的重点就是探索这些易图的秘密。

在宋代，还有两个人物是必须提到的，那就是邵雍和朱熹

《易》之第四座丰碑——巍巍壮观的宋代易学

邵雍——宋代易学象数的开山鼻祖

邵雍（1011—1077）北宋著名易学家，字尧夫，自号安乐，谥康节。幼随父迁共城，后全家定居洛阳，隐居于苏门山百源之上，故被后人称为“百源先生”，其学派被称为“百源学派”，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并称“北宋五子”。他终生不为官，潜心研易，创立了先天象数易学，对易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邵雍的易学是得北海李之才真传，李之才得之于穆修，穆修得之于种放，种放得之于陈抟，邵雍是陈抟的四传子弟。邵雍在汉代象数学派的基础上，把陈抟的易学理论和道教思想，与易理相结合，把易学成为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先天象数学派。他的主要易学理论是，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生出天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由太极生出数、象和器。“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复归于神也。”他的主要易学著作是《皇极经世》，共十二卷，其中《观物内篇》主要讲的是易理，《观物外篇》主要测重于象数。书中有多种图式，用以推演易理。

在众多易图中，其中最重要的有：

伏羲八卦次序图（小横图）　此图是对《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解释。邵雍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说卦传》：‘《易》，逆数也’。”八卦的次序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是形成六十四卦的基础。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大横图）　此图是对上面的小横图的延伸和发展，即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即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易传·说卦传》就的“八卦成列”“因而重之”。

伏羲八卦方位图　又称“先天八卦方位图”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由巽至坤为逆。这是对《易传·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数往则顺，知来者逆”的解释。

文王八卦方位图　又称“后天八卦方位图”，是离南坤北，震东兑西，巽东南，坤西南，艮东北，乾西北。邵雍说：“此文王八卦乃用之位，后天之学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方圆图）　此图是易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图，外图是六十四卦圆布，将其折叠后成为内方图。圆者动而为天，方者静者而为地。陈抟说：“《易》学，意、言、象、数不可缺一，其理具见于圣人之经，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谓《先天方位图》也”（《杨升庵全集·希夷易图》）。可见此图之重要！这也说明，此图是陈抟所传。

邵雍首次将数所理结合起来，创造了自成体系的完整的象数模式，成为易学象数派的开山鼻祖，对后世易学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卜筮理论和所著《梅花易数》被后人发展为算命学，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称他为占术之“祖师”。

邵雍的这些图在后篇中将专题介绍，这里就不累述了。

《易》之第四座丰碑——巍巍壮观的宋代易学

三、朱熹——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

朱熹（公元1130—1200），南宋哲学家，著名易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号晦庵，世称朱文公，徽州婺源人。早年曾任地方官，后教书四十年，弟子众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等均有研究，造旨很深。在易学上，他受学于北宋程颐、程颢三传弟子李侗，集周敦颐、邵雍、张载等北宋易学家之大成，融各家学派于一体，创造了自己的易理学派。

朱熹提出“《易》本卜筮之书”的论点，认为上古之民，知识未开，“故圣人立龟以与之卜，作《易》以与之筮，使之趋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朱子语录》）。主张以卜筮的的角度去解释《周易》，认为《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的每条爻辞就是一个公式，可以代入世间任何事物。在易学理论上，他吸收了邵雍的“加一倍法”和张载、朱震的“阴阳二气”说，认为“《易》只是一阴一阳”，卜筮就是这阴阳变易，“理、象、数、辞”是浑然一体的，是阴阳的表现形式，谁与离不开谁。他说：“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

他的理学对后代影响很大。

朱熹的主要易学著作有《周易本义》、《太极图书解》、《易学启蒙》等，其《周易本义》首次将《易》之九张图公诸于世，得以流传，此书也成为后代启蒙读物，流传至今。

宋代易学有“图书”和“义理”两大派，这是易学发展史的缩影。“图书派”的倡导者是陈抟，邵雍是集大成者；“义理派”的倡导者是胡瑗，后传给程颐。两派舌战笔伐，互不相让，可就在这争论中，出现了易学观点的相互融合和吸收，推动了易学的发展，使易学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对易学贡献最大的当属“图书派”。自伏羲画八卦之后，符号系统的演化就不清楚了。“图书派”所传出的易图，填补上了这段空缺的易史。从1997年出土的西汉《太乙九宫占盘》来看，陈抟所传之图并非空穴来风，此盘与《黄帝内经灵枢》载九宫八风图及《洛书》完全相同，这只少说明在汉之前就有此图！

《汉书·艺文志》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是对汉之前《易》发展的总结。班固若是活到宋代，他也会对宋代的易学发展感兴趣的。我们说宋代之易学是我国易学史上的第四个顶峰，这是不过份的！

自宋以后的一千多年，《易》之研究时兴时衰，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易学学派，也没有出现被　易界广泛认可的易学大师。

一部易学史，就是“义理派”和“象数派”相互争斗的历史，两派在争论中不断排斥又不断融合，《易》就在这争斗和融合中发展。

象数学是把宇宙符号化、数量化，将八卦原理与阴阳五行、日月星辰、四时变化相结合，以说明宇宙万物之理。义理学是以《易经》和《易传》为基础，专门阐述《易》之哲学思想。这两种学说都是《易》，是《易》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好像两人手中各执一块玉，你说他手中的白玉不是玉，他说你手中的蓝玉不是玉，其实都是玉，只是颜色不同。倒是孔子说得明白：“《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系辞上》），这“辞、变、象、占”都是《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系辞》），看来，孔子就是把《易》分成了“天文”和“人文”两大类。我们何必对此作无谓的争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