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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去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的如此。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了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粟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亲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工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是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津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裔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脂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粉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七十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甩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在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呵，你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了不好么。”这位老先生面露郝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隹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这争出于不得不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是决不相让，历来是非他不可。张澜曾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出曾为这位老先生出过力，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气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
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外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１９５５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纹，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１９５９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象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
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我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
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主席计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１９５０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交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喑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七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表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
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
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
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
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
则。公私一定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 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相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 那时递交国书不象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上，很隆重。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先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王惠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
东鬓发下沿，象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
“刷”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得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象一切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拂面，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
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让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脸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http://www.mzx.cn/
毛泽东传
采访毛主席当年警卫员（图）
段永昌向我们展示毛主席的题字。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慕名来到第二炮兵司令部干休所， 采访了曾给毛主席当过5年多警卫员的该所离休老干部段永昌。谈及担任毛主席警 卫员的日日夜夜，段永昌感慨万千，神情显得异常激动。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 了一个跟随他几十年的旧皮箱，从里面拿出一个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红皮日记本， 为我们讲述毛主席为他题字的故事。
张文萍、李忠诰摄影报道
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
文／刘畅
近期，关于"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的传闻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也由100多万元被逐渐炒至7582万元，甚至1.3121亿，骤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风捉影者称："抗震救灾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费"。各种猜测一时风起，从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一直蔓延到毛泽东的财产来源、家庭开支。
这些不实说法传到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那里，他们义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来的讲话，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太对不起主席了！"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简出的老人，决定一起出面，"还毛主席一个清白！"
吴连登，给毛主席管家12年
在北京南长街，离故宫西门不远，有一个名叫"泽园酒家"的餐厅，其名字是为纪念毛泽东曾居住生活过的丰泽园而起的，酒家的老板也是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泽园酒家"规模不大，挂满了毛主席的珍贵历史照片，这里更像是一个小型毛主席纪念馆，每逢毛泽东诞辰日，毛主席的亲属都会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此，一起追思。
见到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便是在"泽园"。从1964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吴连登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
吴连登告诉记者，关于毛主席遗产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毛主席不够了解。"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也常找我，让我给他们谈毛主席的生活。他们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掌握得很多，但对主席的生活，知道得还是不够。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
吴连登是江苏盐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个"常年为地主当长工"的穷苦家庭。很多人好奇，这个和毛泽东远隔万里的穷小子，为何能走进中南海，走进毛家？他又凭什么本事，深得毛主席信任，掌握毛主席一家的财政大权？
如今回想，吴连登自己都觉得"像梦一般"。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他便在盐城农机厂当杂工。不久，他考入盐城地委招待所，成为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即便是端茶送水，我也总比别人快。"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开始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吴连登所在的盐城只有一个名额，而他幸运地被选中了。
吴连登来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哪曾想，刚刚熟悉了人民大会堂的环境，他又被"盯上了"。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要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他们在我们那里守了几天，看每个人的资料，从周边了解情况，暗中观察领导在与不在时，每个人的表现有无差别。"
吴连登又被选中了，他永远忘不了走进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我们，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不久，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天，毛主席来后，吴连登被派去给毛主席上茶。平常业务熟练的他，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此后的3年，毛主席接见外宾、开会，吴连登服务过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没有问过他一句话。
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吴连登有点发愣，不敢相信。"见到主席，他坚持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有些惶恐，又介绍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说：‘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我帮忙。我激动地说，‘好！'就这样我进了毛主席的家。"主席仓库里的"宝贝"
来到毛主席家，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吴连登说，毛主席家的仓库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6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着毛岸英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泪。很多东西是从延安带过来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袄，破得不能再补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还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裤。他进城后身体发胖不能穿了，就让我们想办法拿到毛衣厂去加边改肥。连他在延安时期剩的毛衣线头、补衣服的补丁，两个大包裹，全都带回来了。我们不敢扔掉哪怕一点，后来给主席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就从这里翻着用。"
吴连登还记得毛主席盖的毛巾被，最多打过73个补丁。"补丁用的全是旧毛巾。连袜子也补。我们补的针脚大，就动员主席买新的，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但是主席不同意。主席去世后，1993年我去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遗物。当看到他的衣服时，我忍不住哭了，都是旧的，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啊！"吴连登在毛主席家的仓库里，既没有看到值钱的用品，也没有发现一件礼品，更别说金银首饰了。
"丰泽园的院子年久未修，墙皮脱落得厉害。有一次，工作人员没跟主席说就修了，主席知道后非常生气：‘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得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火柴盒这边划完了，再划那边。开始我们把旧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换成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去买散装的火柴放到里面，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记着人民，直到70多岁生病时，还派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吴连登给毛主席收拾房间，一般都在晚上九十点钟。"主席只有到这时候，才出屋换换空气或者是去中南海游泳，这是我最忙碌的时候。"吴连登最费心的，就是收拾床铺。"主席的卧室基本也是办公室。他的床上堆满了书，有的夹着纸条，有的翻在某一页，横放、竖放的都有。一定要记住，无论换床单还是擦灰，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变，绝对要保持原样。绝不能出现因为做了清理，而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有时到外地出差，吴连登要把主席带的书打包，但吴连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摆放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这就是吴连登的本事。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毛主席和江青AA制
给毛主席管家，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毛主席的月工资404.80元，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每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这些钱都由毛主席负担；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茶，就算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主席也要求我付给他们一杯2角钱。"
吴连登说，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每月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毛主席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吗？"记者问。吴连登肯定地回答："没有。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吴连登有时也很为难，"我们去外地出差，人们认为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是过后我都会去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主席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所以钱很紧张，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所以，主席家的钱最难管。"
江青的工资，也由吴连登管理。"江青的工资是每月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她的个人花销由她自己负担。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然后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都要详细记录。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每个月要签字，定期给主席看。"
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自己不摸钱，女同志需要打扮，她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购置一些东西。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这个在毛主席家里是没有的，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每次都是我去。"
吴连登记得，江青喜欢京剧，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块钱。"
10块金表和31.5公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的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主席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他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这些礼品中，珍珠玛瑙、金银翡翠都有。"送给主席的金表我就收过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的高级货。但这些重要的礼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吴连登和毛主席的礼品对账，都是晚上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时进行。"我按惯例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一般吃的东西主席就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但没有一次是给李敏、李讷的。他的孩子偶然好奇，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就放回去了，从没有一个孩子要过。"
吴连登说，1945年以前，毛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发现了。"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送给主席，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礼品库借了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等表修好了再还回去。'主席借用了金表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吴连登还记得，几乎每年金日成主席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也没法退，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侨胞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毛主席送来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那种极品燕窝，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且不说今天每斤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试探地问："主席，是不是家里留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一点不留，全部送走。"
十多年后的1975年，吴连登看到年迈的毛主席咳嗽哮喘，心力渐渐衰竭，身体非常不好。他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了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才取回中南海。我每次瞒着毛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终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吴连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账期间，主席买书共花去8000元，家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
为了节约开支，毛主席的饭也是和江青以及孩子们分开的。"主席有个小灶，他对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全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在周六晚上。"毛主席的两难
除了管钱难，吴连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伙食上。"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主席就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了廉政的作风。"
吴连登说，毛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毛主席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主席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全装着各种事情。"按照护士的吩咐，每次毛主席吃完安眠药后，吴连登都要给主席准备一餐，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依旧在工作，毫无睡意。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有时用三回都不管用。"
后来护士给毛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特效药物"水化氯醛"，毛主席靠它入睡。
有人说毛主席常吃红烧肉，吴连登纠正说："其实主席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一年四季不断。"
吴连登说，毛主席喜欢吃鱼头，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他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但剩下的鱼身子，却不能留下给孩子们吃，要再去卖给食堂。我还要用卖来的钱，给主席购置其他的蔬菜。家里就是这么紧张，一点不假。"
吴连登说，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没有讲究。主席的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是什么古董玉器了。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吴连登介绍，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他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从这之后，吴连登打听到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这个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要求和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汪东兴(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稿费上亿，纯属造谣！
为了进一步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还专门拜访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南海财务处处长刘元祥、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
"他们最了解毛主席稿费和经济状况。汪东兴同志已92岁高龄，郑长秋同志也是82岁高龄，二老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惊人，但他们毕竟年事已高，不可能频频出来澄清。"吴连登特意将二位老人的意见收集整理，一一向记者转述。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为粉碎"四人帮"发挥过特殊作用。现离休在家。
吴连登拜访汪东兴时，汪老正在为此事愤愤不平，"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要说话！一些报刊搞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主席的稿费高达1.3亿多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就是120多万元，具体的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
汪东兴说："10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完全在胡说八道，乱写。"
吴连登也向记者证实："毛主席有个脾气，决不摸钱。他的这些钱，我们比他自己还清楚。‘文革'时主席没有稿费。不过在国际上，主席的稿费确实是有的。那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主席都让办公厅转汇回去了，没有留，都是东兴主任经办的。"
有媒体称："1976年12月底，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对此，汪东兴肯定地回答："毛主席稿费存放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毛主席的稿费存放的地方，事实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汪东兴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到毛泽东那里办事，谈起了稿费问题。我问主席，‘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会给他们一定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争气、很自觉，从来没有打过毛主席稿费的主意，更没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费。"
吴连登拿出了他收集的报道资料，念给汪老听："某杂志报道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提取5000万元给女儿和亲属，但均被拒绝了。"
"5000万！"汪东兴听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江青会提出如此惊人的数额？我不相信。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这些事情我不会乱编的，你们可以到特会室查嘛！"
吴连登继续读："还有刊物报道，江青通过您从毛主席的稿费中拿走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毛主席还先后两次提取存款，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他家属修理房屋用的。"
汪东兴站了起来，一脸严肃地说："没有这回事。毛主席的稿费里根本就没有美元。别说我拿了毛主席4万元，就是40元、4元、4角、4分也没有！我绝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犯错误！
郑长秋(原中办特会室财务)：为取主席稿费，被软禁两小时
从1952年到1986年离休，郑长秋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吴连登告诉记者，"郑老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究竟有多少最了解。"
郑老听说毛主席的稿费被炒至上亿元，非常惊讶。"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
郑长秋证实："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汪东兴同志每半年要向毛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支持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给王季范的那一份，几乎都是王海容来取的。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偶尔来京看望毛主席，他们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比如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来京看病，偶尔主席工资不够，就从他的稿费中支取。还有就是不定期地给主席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郑长秋还记得："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000元送给她时，她特别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我就将剩下的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
吴连登也知道郑长秋谈到的这一事实："那4个8000元，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生活非常困难。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就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
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郑长秋说，江青为了取走那8000元，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72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来到中办特会室，说经汪东兴同志批准，主席处(其实是江青)来取8000元特用金，还要崭新的大票(当时最大的人民币面额为10元一张)。特会室一下子哪有这么多的新票、大票？我就决定和张玉凤一道去银行取。"
在西单北边的一家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银行工作人员看了看穿军装的张玉凤，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但还是从容地应付着："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啊，你们稍坐，我去去就来。"他立即向银行领导做了汇报："郑同志平时都是一个人来，这次却带了位女同事。"领导下令先稳住两人。工作人员出来表示歉意："我们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耐心等候一下。"说着，他把郑长秋和张玉凤请到客厅里，又是敬烟又是泡茶地招待起来。
紧接着，银行领导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在得到"不知道"的回复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经在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采访中，吴连登多次向记者强调，"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是‘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主席一生非常清廉，从自己抓起，给工作人员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他老人家一再声明：我参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国，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摘自《环球人物》)
来源：中国新闻网
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
本文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作者: 郭金荣 出版: 中共党史出版社
是谁，陪护毛泽东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孟锦云，一个普通又非凡的姑娘。孟锦云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度过了489个日夜。她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作者通过对孟锦云等毛泽东身边陪护人员的访谈，实录毛泽东暮年生活的真实景象。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
到了西柏坡后，老侯病故了，当时人们看到主席工作太忙，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期，没有告诉他。等把一切后事都料理完之后，找了个主席不太忙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主席生气了，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我就是再忙，这件事我也不能不去。”事后，主席专程到老侯的墓地去进行了悼念。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觉得老侯没有什么本事，但毛泽东说：“老侯多年来踏踏实实地喂马，从来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老侯可是个好同志，真叫人永远难忘。”世界上，古今中外的军队里，有哪一个马夫的去世，会牵动一个最高领袖的情感呢？
上世纪60年代初，天灾人祸，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吃不饱。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他主动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也许会有人说，全国再困难，也不会影响到毛主席的生活，况且，毛主席省下的几个钱又能有多少？对这么大的国家，对这么大的困难，又能有多少帮助？这里不是几个钱的问题，是一种感情问题，是一种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质问题。这样的信息，在人民群众中传播的时候，困难中的人民将得到怎样的精神安慰和精神鼓舞啊。整整三年的特大困难，国家没垮，社会没乱，这将是永远值得深思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内，周总理的病情报告便不断送到主席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报告，治疗方案、抢救方案的报告。
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张耀祠得知这一噩耗，马上来到主席的大厅，告诉了在毛泽东卧室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了平时常用的一支铅笔，一支很轻很轻的笔，此时变得很重很重，她用歪歪斜斜的笔迹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主席大厅里的条桌上。
小孟此时正在主席卧室里值班，主席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她知道这是有人送条子或送东西来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了大厅里长条桌子上的纸条。她心里有些紧张，她仿佛意识到会有不幸的消息传来，她一下拿起了那张32开的白纸，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了又看，她凝视着，拿着那张纸，一动不动，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了脸颊。小孟把纸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她擦了擦泪水，回到了主席的卧室，主席依旧在那里看书。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厅里的事，小孟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又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也顺手拿起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看着。
中午吃过饭后，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主席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给主席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然后她觉得再也没法隐瞒了，便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她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忽然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主席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小孟自己已经哭出声来，泣不成句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主席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主席始终不说一句话。此时，能用什么话来表达感情于万一，几十年同舟共济，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先走一步，永远离去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长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从心，他不能不触景生情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
此时的小孟，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无声的悲哀弥漫在主席的卧室里，卧室里此时显得格外沉寂，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仿佛整个世界都睡去了。
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当时，“四人帮”一伙，对周总理有刻骨仇恨，他们对总理的悼念活动，进行了种种干涉。什么不许戴黑纱，不许开追悼会，不许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四人帮”一伙在一起谈笑风生，打扑克，看电影，听音乐，他们真比过节还高兴。江青还特意穿上了她平时根本不穿的红色毛衣。这些举动，人们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想不通，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总理的悼念活动一压而压？人们多么希望当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着最高权威的毛泽东，说一句话，有一个行动，表示对周总理的公正肯定啊！人们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总理在住院期间，主席去医院看望总理，还给总理送了营养品，只不过没有登报，发消息。但这只是人们希望，这是人们在渴望中编出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罢了。人们多么希望总理的追悼会毛主席会去参加啊，哪怕只露个面。但人们失望了。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当时的处境，他当时早已力不从心，参加追悼会，于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了。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小孟给主席读报的时间。小孟给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小孟读着，忍着眼泪。毛泽东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他又能说些什么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泽东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听悼词时的号啕大哭，能不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这里面能没有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
在后来几天每次给毛泽东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小孟发现时，她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她会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因为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他常常沉默着。
就在这种气氛中，1976年的春节到来了。1975年12月26日，他度过了他最后的一个生日。1976年2月4日，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还有过一些快乐，而他的最后一个春节，却难得有一点欢愉。除夕夜，他的住所，依旧显得冷清而寂寞，没有亲人的团聚，也没有招待朋友的宴席，只有小张、小孟陪伴着他。当午夜，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时，他听得那么真切，他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是除夕，这是春节。他看看小张，又看看小孟，用他那低沉而有些沙哑的声音说：“放点鞭炮吧，你们也应该过过节。”谁能相信，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
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和小战士谈学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乡，来到农民家做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托起菲律宾马科斯夫人的手轻轻一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给小孟讲故事、话家常的时候……我们能不觉得，毛泽东是个极富于感情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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