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为后人留下一套诗词定稿。

    这大概是诗人的一次自我总结吧。看得出，他很看重自己一生的创作，或者说，他不光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或军事家，同时也常常用诗人的角色来审视自己。

    那么，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怎样谈论和评价自己的作品的呢？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自己的作品，已经无从查考了。大概说来，写诗的人，从开始写诗的那一刻起，就会用别样的目光来关注自己的作品，也关注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毛泽东开始评论自己的作品，见诸文字的，最晚也是1945年10月在重庆谈判时给柳亚子的信中说的那句话：“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他说的柳先生的“诗格”即此前给柳的信中所说的：“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且说建国初1951年8月，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想要一本毛泽东写的诗词。袁仲贤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他却在上面批示：“不要送这种诗词。”这无疑是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对待这件事的。

    这时候，毛泽东的诗词，还没有集中发表过，流传不多。报刊上的评价，也只限于《沁园春·雪》等少数几首。臧克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雪天读毛主席的＜咏雪词＞》，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臧克家时，曾欣悦地提到：你那篇评论我的《咏雪》的文章，我看过了。臧克家乘机问词中的“原驰腊象”的“腊”字当作何解，毛泽东反问说：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提议，改成“蜡”字较好，可与上句中“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1957年1月，《诗刊》准备创刊的时候，主编臧克家等把收集到的毛泽东的8首诗词寄给他，希望能在创刊号上发表。几天后，他们收到毛泽东的回信：“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又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创刊号在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的同时，还把他的这封信也发表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毛泽东谈论自己的作品。其中说过去不愿正式发表诗作的理由，第一条“因为是旧体”，他是一贯不提倡旧体的，但这种主张恐怕主要立足于新文化建设的角度；第二条“诗味不多”，则是诗人角色必然的自谦之辞。

    195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加了一首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文物出版社同时也刻印了一个大字线装本。这是毛泽东的诗集的第一个版本。一时间社会上注解纷呈。这年12月，他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的刻印本时，亲自动手为这本诗集作起注来。本来，他一向是不主张作者为自己的诗词作注解的，但想到这些诗词公开发表以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注解阐发，有的未必符合作者本意，觉得自己有说话的必要了，又见该书天头很宽，一时兴起，便写下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这本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诗词进行解释，但这些注解当时并没有公开。稍后，郭沫若曾问毛泽东，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统一解释本，毛泽东回复：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他1958年的这些注解，也就成为关于自己创作的一种“个人回忆”了。

    在1958年的民歌运动中，毛泽东的作品事实上成了诗词创作乃至文学创作的典范。正好这时他又提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其诗词也就被评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毛泽东，也被文艺界称为“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1960年，周扬在为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准备的发言稿里，按以上基调，专门有一段论述毛泽东诗词的内容。里面说：“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在文学创作上开辟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新的境界。…… 磅礴的诗才和雄伟的革命气魄，浑然一体。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在他的诗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晶为最新最美的形象。诗与人合而为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体现。”毛泽东在审阅这篇稿子时，写了一个批示：“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周扬在公开发表这个报告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毛泽东的诗名，自然也传到了国外。且不说斯诺在1937年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里就透露了毛泽东会写诗，并有一首《长征》为证；且不说1945年以一首《沁园春·雪》引起轩然大波，云集重庆的外国记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新闻。单说1957年公开发表18首诗词后，第二年英文版《中国文学》就刊载了英文全译本，此后，各种文字的译本先后出现。来访的外宾也常常要同毛泽东谈论诗的话题，而毛泽东也常常向他们解释自己的作品和创作。从中，也许更实在和细致地透露出他的诗人心态。

    1960年5月14日，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其中一位外宾说：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做诗，我是少产作家，不是多产作家。外宾乘机说：所以要请主席多作几首诗，因为帝国主义不知道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影响大。而毛泽东则认为：再多写几首，总要有问题。过去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这七年中，也没有写几首诗，整天忙得很，把诗搞掉了。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1963年11月，当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主席是否还写诗时，毛泽东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也是在这个月，来访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三十四岁的诗人桑托斯对毛泽东说：“我们很多人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斗争方面学习您的教导，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我知道我的声音并不完美，但我在继续努力。”接着，桑托斯把自己的一册中文版诗集送给毛泽东，这大概是他预先准备的礼物。

    接过诗集，毛泽东惊讶地问：你会写诗？这是送给我的？似乎是遇到了同道，毛泽东谈起他对写诗的看法：有些诗写好后，不能马上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桑托斯回答：很少)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不征求敌人的意见，只征求朋友的意见。

    毛泽东有很多诗友。

    老一辈的，有民主人士柳亚子、黄炎培、章士钊；同一辈的，有郭沫若、周世钊。文化界的，有周谷城、臧克家、袁水拍；党内领导干部中，有陈毅、叶剑英、董必武、康生、胡乔木、田家英。

    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形成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周边氛围。他们或者把自己的作品给毛泽东看，或者向毛泽东谈论对他的作品的看法，或者相互交流对诗词创作的意见。当然，毛泽东的创作和主张，也对这一氛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胡乔木，于1964年10月写了一首《六州歌头·国庆》。这是他写的第一首词。从1961年起，胡乔木便因病休养，抽出大量时间读了不少古代诗词。他曾说“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这“风尚”，不言而喻，是来自毛泽东的感染。

    1965年元旦这天，《人民日报》登载了胡乔木的《词十六首》，这是他第一次以旧体诗人的面目展露于世。而这组词的发表，就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为发表和转载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他分别给《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的负责人吴冷西和刘白羽写信：“请在新年(一月一日)发表为盼。”“此件已送人民日报于一月一日发表，你们可以转载。”发表前，毛泽东还两次对胡词作了修改。诸如，在胡乔木原作中，《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沁园春·杭州感事》、《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三首的结尾，分别是：

“万里千斤担，只用一愁眉”；“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 “魔尽凯歌休，濯缨万里流”。毛泽东分别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魔倒凯歌高，长天风也号”。毛泽东在修改过程中，还两次指示康生就胡乔木的词同郭沫若商酌。

    胡词发表后，毛泽东还同其他中央领导人谈到他的看法。1965年 1月20日，陈毅就给胡乔木写信说：“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供你参考。”

    胡乔木显然受到莫大的鼓舞，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不久，又写了二十七首词，呈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是两番修改。第一次修改后，于1965年9月5日批示道：“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修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 又在扉页上批道：“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好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自己改了一遍，然后又呈送毛泽东。9月15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批示道：“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一句须改。”

    胡乔木词中有“干戈掌，南针仰”两句，毛泽东改为“干戈掌，方针仰”，并加注说：“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胡乔木词中有“文武双全劳动好，营地乐，胜天堂。”毛泽东改为“胜家乡”，并在一旁批注：“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多用。”

    胡乔木送请毛泽东改词，引起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江青大为不满。她当面对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从此，胡乔木的诗词创作也就戛然而止了。

    江青对胡乔木诗词创作的“干扰”，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胡词的关注和修改，用心何其深重。所以，胡乔木晚年在出版《人比月光更美丽》的后记里特别写道：自己的诗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1965年7月，就在毛泽东修改胡乔木诗词前后，元帅诗人陈毅也把自己的几首五言律诗呈寄给毛泽东修改。毛泽东改了一首《西行》，于21日写了那封著名的谈诗的信：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 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这大概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正式和比较集中地从艺术上谈论自己的作品及主张的文字。他在这里评价了党内一些诗家的创作，可知他平时很关注他们的作品。他把自己放在这个创作群体当中来评论，自认为对律诗还不大在行。在说自己的几首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一句下面，还专门加上着重号，看来不是随口应付之辞。而对于词，他还是比较自信的。的确，在毛泽东的作品中，词胜于诗，也是目前多数论者的共识。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和诗家如此平等地讨论诗词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一生修改不肯“随他去”，如今却可以“随他去”了。

    是诗情真的“随他去”了么？

    (摘自《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ISBN7-208-02671-8)